循吏的重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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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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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4 19:27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各地的自然条件、风俗习惯迥然不同，循吏也因本人的个性、阅历的差异而导致的施政风格不尽相似，但不管循吏的治理措施如何千差万别，但他们的重农行为都有一些共同的轨迹可寻，也就是说都具备一定的共同特征。
整压吏胥，合绅耆之力
所谓吏，就是各级官僚机构中各类具体办事人员。吏的来源一般都是由各级衙门附近的闲散人员组成，一旦为吏便长期在该衙门供职，甚至还父子相继，兄弟相传。这便造就了他们善于钻营制度和法律上的种种漏洞谋求私利的特殊本领。时人以“衙蠹”来称谓那些为非作歹的胥吏，就形象地揭示了他们为弊的方式和特点。吏胥害农，大致地说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国家经济事务中，即赋税征收、钱粮出纳方面的舞弊勾当，其贪污来源无非是额外取之于民，或是侵蚀国家之财政；二是行*律事务方面的舞弊牟利，遇到民事词讼，正是他们敲榨勒索的好时机，往往造成农民坏家破产。此外，在公文传达、上报中，他们也可矫曲数字，从中牟利。至王朝末期，典吏为害，无孔不入，但不管哪方面为非作歹，农民都是其受害者。在这种吏的权力不断膨胀，对百姓侵渔日甚一日情况下，比较廉能的地方官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驾驭好吏，只有整顿、压制奸吏猾胥之后，才能更好地推行自己的重农*，减轻农民负担。举例言，况钟知苏州府，一开始“阳为木讷状，吏持文书，随吏所欲行止辄判可，弊窦悉阴识之，吏胥皆喜，谓太守暗可欺。”况钟在了解该府胥吏的行止良莠后，随即惩治了那些不法之吏，然后再进行各项改革。冷鼎亨，“同治四年，发江西署端昌，地瘠而健讼，乡愚辄因之破产，捕讼师及猾吏数人，绳以法。
”然后，他便亲自调查农民的生产状况而推行相应的兴农*，“因事诣乡，使胥役尽随舆后，返则令居前而已殿后，未尝以杯勺累民。”史书关于循吏上任伊始即整压吏胥的记载不胜枚举，吏胥得到整压，人民便可少受*扰予夺之苦。但吏仍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循吏便选择一些可靠的人来充当吏员，并注意引导，赵豫知松江，“择良家子谨厚者为吏，训以礼法，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
循吏治理一县数十万人口的农业事务，仅靠自己及身边的吏员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地方上首领人物的支持和拥戴，这样既减少政务之繁，又增强了劝课的效果。这些首领人物便是地方上的绅士和耆老。具体到重农事务上，由于绅士本身也是地主，农业的良窳与他们自身利益有关，因此，他们和循吏在重农事务上是保持默契的。有时绅士受命于或协助地方官办事，有时绅士倡议做某事，得到地方官的批准，并予以经费上的支持。循吏联合绅士重农首先要求绅士要勖农、助农，少盘剥，多支持。如熊守克为县官在与绅士的诗书往来中就要求绅士体恤农民，支持生产，他有诗曰：“凡农主客两相依，以富资贫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粮借种莫迟迟。”在地方公益事务中，尤其在赈灾和兴修水利方面，绅士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方面县官与绅士合作得很成功。如王仁堪知镇江，“丹阳大祲，恩赈之外，劝绅商捐赀，全活甚众。”显然，单靠官府力量，很难遍赈，必得绅士的襄助才能救灾发展生产。同治年间，娄县知县张泽仁浚枫江镇河，南汇知县浚同埔塘及咸塘等，这些工程的建议及决定均系“绅董”开会议决，禀报知县，河工由绅士董其事，官宪协调各邑绅士的分工。
耆老也是循吏重农所倚持的一个重要助手。在乡村受人尊重的长老大部分是绅士，但也有没有功名，目不识丁，仅靠辛勤劳动而达到家道殷实、人丁兴旺的老者，本文所说的耆老就指这部分人。中国自来就有敬老的传统，年高德劭的老者在乡村是值得人们信赖的精神支柱。费孝通先生认为长老统治是乡士中国的权力之一。耆老没有绅士的儒雅，但能说会道，办事公允，在地方上是很有权威的。循吏联合耆老重农就是看好他们对家族子弟有一定的威慑力。
举例论之，叶岘知青田县，每年“春二月，既望，山东郊，召父老饮之酒，而告之曰：‘劝农，吾职也，力农，尔事也。当职以实意为尔农劝，尔农当以实意受劝，却不是应故事为一场说话而去’”循吏这样延耆老为座上宾，目的就是要求他们“归语子弟，毋怠毋忽。”年初召见父老，酒酣耳热之余，要求他们回去督课子弟，这正是循吏的妙着。各地都有类似情况，每岁二月，县官必载酒出郊，延见父老，谕以督课子弟竭力耕田之意，恳切地要求“春气已动，土膏脉起，正是耕农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乡劝率。”耆老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农，对自己曾洒过汗水的土地是怀有感情的，绝不愿意让它荒芜，受地方官委托，他们会不遗余力地督劝子弟务农。绅士可以策划、组织兴农之举，耆老则偏重于督课、经验传授方面，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协助地方官重农、兴农。
富教并重，以教促富
循吏施政与酷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循吏把兴礼义、重教化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为政重教是循吏*的主要特点，也与儒家的“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的治国箴言相一致。循吏无论在观念上或在从政实践中都深刻地体会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份量。于是，重农之余，他们在兴礼宣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重农是旨在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但民富之后，就面临教的问题，而教化问题搞得好又会更好地促成农民乐于田畴和社会的稳定，这是每个明智的地方官都会预计得到的效果，循吏重教一定程度上也是其重农的必然趋势。
循吏教育主要表现在正式的学校教育和一般的民众教化两方面。学校教育是他们设立用来教育少年子弟的，有时自己亲自执教，讲授的内容以儒家的经典为主。如骆钟麟迁陕西周至知县，“为政先教化，春秋大会明伦堂，进诸生迪以仁义忠信之道。立学社，*子弟授以《小学》、《孝经》。”刘体重调江西抚州，“创建河朔书院，仿朱子白鹿洞规条，以课三郡之士。”对于一般农民的教育，循吏则从日用民伦之中用通俗的语言阐释立身为人之道，浅朴易懂，实际可行。惜乎正史于此未加留意，我们只得通过方志材料来看看他们所宣扬的教化的具体内容。概括地说，循吏对农民的说教可分为“谨身”和“节用”两方面。谨身，就是要求农民处事要克制忍让，顺义守法。“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爱惜，莫作罪过，莫犯刑责，得忍且忍；莫要斗殴，得休且休；莫要词讼，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有一父母官则把害农的几件事总结为：耽酒、赌钱、喜争、好闲，并作歌劝诫曰：“第一勿好饮，好饮多招累；二则勿好博，好博为身崇。但观盗窃徒，多半樗蒱戏。三则勿好斗，忘身及其亲，每每因忿恚。四则勿好讼，小则靡货财，大则遭累系，何如退跬步，终身免颠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