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李谔《上书正文体》 苏州大学人文学院 王 铭
内容摘要
东晋以降，文风浮华，内容空洞，\"损本逐末\"。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提请文帝杨坚用行政手段端正公文文风。本文以其《上书正文体》为研究对象，从文种学角度出发：探索\"上书\"的历史渊源与向\"奏\"文种转化；分析后世沿用残留状态的上书之原因；印证该实例所处的文种演化阶段。从文体写作的角度出发：分析该文所崇尚的\"儒素\"之内涵，是强调公文以实用为本。\"儒\"指内容实在、\"素\"指文字朴实。与文艺作品基本出发点，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欣赏为目的，明显有异。进而分析李谔的主张在公文写作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
主题词 上书 文体 文种 公文 文风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隋文帝杨坚为北周丞相时，即与之交厚；代周称帝后，任谔为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升迁治书侍御史。其传世之作《上书正文体》（原载《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在公文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李谔《上书正文体》历史背景及文字疏正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徧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疏正：\"总丱\"，亦称\"总角\"，即儿童\"束发受书\"之意。\"钻仰坟集\"一语中的\"坟集\"一词，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二○\"李谔\"，一作\"坟素\"；《上书正文体》亦为其原标题。）
我国南朝，自东晋以降，许多依附王公贵人的所谓文人雅士，趋奉于权贵之门，沉溺于游乐饮宴，脱离社会现实。其诗文，内容空洞、虚美浮夸，遂以华艳的词藻相堆砌、为掩盖，形成雕辞琢句、浮华绮丽的文风。社会普遍流行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公文写作之风。把出于欣
赏目的之文艺写作标准、规律、方法，不加辨析地搬用于以实用为目的之公文写作，当然是如该文所述\"构无用以为用\"，导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隋统一天下后，用行政手段促使文风端正。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治罪，起到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李谔作为治书侍御史，就本职范围内该管事项，针对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上书隋文帝，请正文体。从儒家经典与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关系入手，进一步挖掘浮华文风的根源，指出其\"损本逐末\"的本质缺陷。并提议：\"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对扭转公文写作文风（乃至整个文风）及培养、选拔人才，都起到积极作用。 二、上书文种源流考
上书，是由先秦\"书\"文种的上行用途演化为分支文种，并作为\"奏\"前身的残留状态在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非正规上奏文种。 上书源出于书。《太平御览·书记》篇曰：\"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令弥盛。\"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种之一，无固定的行移方向。可以通用于平行、下行、上行。例如，《左传·文公十七年》记\"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郑国执政大臣公子归生派人致书给晋国执政大夫赵盾，是用于平行的书。再如，齐王遣太傅带黄金、文车、服剑，\"封书谢孟尝君\"，复其相位，是用于下行的书。又如，苏秦游说秦惠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是用于上行的书。 战国时，上于君主这一特定用途的书频繁运用，遂渐成分支文种，称为上书。即（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所谓：\"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例如，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李斯上书谏逐客，\"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即为典型实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施文种规范化，改上书为奏。从此，奏体文种成为大臣上于皇帝的正规公文，并为历代封建皇朝所沿用。
奏文种既经确立，作为其前身的上书并未就此退出政务实践，而以残留状态时被运用。 上书被沿用的原因。（1）\"奏\"有使用级别的限制，低层官吏越职言事，士子平民有所陈诉，仍用上书。《颜氏家训·省事》篇称：\"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此后历代，皆有运用。清末光绪年间康有为\"公车上书\"，即循古义。（2）\"奏\"请求皇帝裁断、接受的意念较为急切、强烈。皇帝通常须作出处理决定：批示称\"制可\"；答复谓之\"报\"。当大臣只提出建议时，也可以使用\"上书\"，供皇帝考虑、采择，遂较为缓和。该文即属此类。如此，皇帝嘉纳，上书者自然光采。皇帝不表态，上书者也不尴尬。 就文种学意义辨析，此时的\"上书\"已处于文种孑遗时期。 同一名称公文的发展演化阶段，可分为五个时期：（1）准文种时期。如唐代的\"告身\"、\"过所\"及明代的\"路引\"，以其为名称的公文，实质是：固定以某其他文种兼用于该特定用途。（2）\"前文种时期\"。在规范为正式文种之前的历史阶段，该名称，仅作为发出公文的动作或指称公文的外型特征（如汉代的\"露布\"）。（3）规范文种时期。是对同一历史时期具有独特名称、固定格式用语、独特用途并相对稳定结合的一部分公文的内在本质理论概括。（4）变易文种时期。由于用途发生根本改变，名称虽然依旧，实质已变易为另一个文种。如解放前的\"指令\"是被动行文，用于因下级所请而有所准、驳，相当于今之\"批复\"。而建国后一度设置的\"指令\"是上级的主动行文。已完全不同与前者。（5）文种孑遗时期。历史上早已消亡或现行法规业经取消的文种，在实际公务中，仍按传统习惯偶加运用。例如，民国时期和现行工作中实际使用的\"榜\"。 三、《上书正文体》在公文写作思想上的启窦 崇尚\"儒素\"，要求\"实录\"，在公文写作学上有重要积极意义。 公文的用途与文艺作品不同，故体格（文体、风格）有异，判断优劣标准的着眼点不一。
公文是推行政令、进行管理（即该文所谓\"君人之大道\"、\"化民\"、\"训民\"）的工具。其写作出发点以实用为本。并体现于以下两大方面：
其一，首重内容实在。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阐述具体意见（如该文强调\"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以推动阅、知者照此实施（如该文所谓\"行大道于兹世\"，用\"五教六行\"来\"正俗调风\"）；从而达到预期的实际目的（如该文\"褒德序贤，明勋证理\"，\"惩劝\"，\"家复孝慈，人知礼让\"）。这些，就是该文所倡导的\"儒素\"中\"儒\"的内涵。
其二，次重文字朴实。为确保公文行政效能之实现，在表述上，要求格式符合常规（如古代公文的首称、末称组成要素规范），文意清楚并适应阅知者的水平和理解能力。文从字顺、语句通畅、语气得体（符合由身份、地位、职责、权限等差异显示的行文关系）。故文风以\"简朴晓畅\"为高。而不必刻意追求形式新颖、辞藻华丽。以免深奥难懂、理解歧义，导致\"因文害事\"。这些，是该文所倡导的\"素\"之内涵。
文艺作品以意境为统率、情趣为根本（即该文所谓\"缘情\"）、欣赏为目的。其内容既可以寄情自然（即该文所谓\"月露之形\"、\"风云之状\"），也可以托于世事。就取材而言，既可以本于实事，也可以拼合、拔高乃至虚构（即该文所谓\"傲诞\"）。故其写作追求，对形式情有独钟（即该文所谓\"寻虚逐微\"）。譬如，在篇章结构上，忌平实，贵奇变；在情节上，忌直述，贵曲巧；在文句上，贵工整；在辞藻上，贵华艳（即该文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当然，从公文写作指导思想来看，该《上书》的主张也有局限性：（1）没有明确指出文艺作品、公文两者有不同写作规律，而一味指责崇尚文词就是\"雕虫之小艺\"，有欠全面。倒过来认识，如用写公文的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也同样是不恰当的。（2）强调公文应该有实在内容、正确意见，当然有积极意义。但仅将其解释为儒家学说、古代典籍，则是其历史局限性。（3）从\"矫枉必先过正\"的策略看，为有效遏止华而不实的文风，在当时提出\"弃绝华绮\"或许无可厚非。但就写作指导思想而论，在内容充实、观点正确、措施得力的前提下，适当地追求结构巧、文句工、辞采华，有时更能增强公文的表述效果。孔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说明儒家著作本身也并非全然不讲究文采。反顾李谔的这篇上书本身，文采就很好，句式工整，雕琢之迹可寻。
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统一认识：就文学欣赏意义上的好文章，未必就是好公文；就实施行政效能角度看的好公文，不必就是好文章。但优秀公文，就应该既是好公文、又是好文章。 如求全责备，该文持论过激，是其又一缺陷：
对\"魏之三祖，更尚文词\"，批评为\"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稍有过分。曹操的公文，意实词雄，被誉为\"建安风骨\"。曹丕代汉称帝，如讽之忽君臣大道，又作别论。现责其\"忽君人之大道\"，则持论太苛。曹丕《典论·论文》曰\"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可知其针对不同文体，提出不同写作特色，并非一概追求文字华丽。至于对魏明帝曹睿也一网收之，实在冤枉。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与李谔的主张可谓如出一辙。但李谔却在《上书正文体》中也将其打入另册，实际上犯了自己所批评的\"因文害意\"的毛病。
古人云：知之易；行之难。有了正确的公文写作指导思想，还要有意识地不断实践、体会、再实践，以形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方能\"知行合一\"，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然王国。 （作者为苏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编2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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