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从新西兰回国，恰逢MERS病毒猖獗，每个经韩国转机的乘客在离开机场前都要进行体温检测。
数百名乘客从飞机舱门一涌而出，个个归心似箭，姿态匆忙，以不断变换的倒三角形队伍向检疫站移动。我的前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妻一路以推搡的姿势前行，二十几岁的姑娘小伙子佯装看着手机偷溜到人前面，连十岁的孩童也不甘示弱，机灵地跳到我前方，然后越过我的目光，对着队伍的末端大喊，“妈妈，站到这里来!”
我无端地从中间的位置被挤到后半部，又从后半部被挤成最后一个，和身边“请排队”的提示牌站在一起，同样地孤零零。我成为最后一个从机场走出来的人，看见我的爸妈伸长了脖子，望眼欲穿。
而在返回新西兰时，我提前三小时来到机场，站在等待办理托运队伍的最前面。在工作人员出现的那一刻，从远处跑来一个中年男人，他似乎看不到一条长长的队伍蜿蜒在他的身后，自顾自把行李一股脑放在了称重台，然后摊开手里的护照，对着工作人员说，“来，给我换张机票。”
我欲走上前为自己徒劳的三小时说理。我妈捏住我的手，“孩子，你跟他吵啥?这年头，守规矩的才是傻子，没处说理。”英文中有一个词叫 「culture shock」，意为「文化冲击」，通常指人初到异国时所感受的焦虑，孤独和困惑。我居然在自己的家乡感觉到了这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