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璞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璞不仅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__，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璞的家乡，王璞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璞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__带给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璞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前面。鬼子把刀架在王璞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支和弹药藏在哪里。王璞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__。"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齐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璞、王璞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王璞生前学习时用过的石板，站岗时用过的红缨枪，以及牺牲时压在身下，被鲜血染红的石块，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入朝后不久，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1952年9月29日秋季战术反击战中，他所在的部队参加歼灭江原道金城郡官岱里之敌的作战。为了夺取敌人的720高地，彻底摧毁敌人的火力封锁，他毅然抱起炸药包冲进敌人的坑道，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开辟了部队前进的道路。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追记他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
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械，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马宝玉等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宋学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三烈士碑”。1959年5月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为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宋学义转业到地方工作，1978年逝世。葛振林1981年7月离职休养，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2005年3月逝世。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
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
战争开始后，国内大量征兵。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黄继光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湘江血战后，在、张闻天、王稼祥等的努力下，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了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在遵义原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的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4年来，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杨靖宇先是在柳河“突出”了重围，然后又突然出现在几百里外的辑安，让指挥“大讨伐”的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芷山一时如坠五里雾中。于芷山毕竟是杨靖宇的老对手了，冷静下来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两处出现的杨靖宇都可能不是真的杨靖宇，而只是杨靖宇派出的小部队，目的仍是要借此弄昏他的头脑。于芷山对自己在这次“大讨伐”中使用的新战术深为自信，坚决不相信杨靖宇真能突出重围。他决心对这两处出现的“杨靖宇部队”置之不理，“以静制动”，看看杨靖宇“还会耍什么花招”。
于芷山的“老谋深算”让杨靖宇颇感意外，但他很快就为自己突然发现的更大战机激动起来：为进行这次大“讨伐”，伪奉天军全部出动，整个辽南地区防御空虚。于芷山做梦也不会想到，杨靖宇敢于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向千里之外的辽南地区进行长途“游击”。他想不到的事情，正是杨靖宇要做的事情!杨靖宇当下决定：率部向敌人大后方长途出击!你打我的后方，我打你的后方!
11月下旬，杨靖宇率领军部教导团和一师一部出发，一路专拣山路、险路、小路行进，昼夜兼程，大踏步地向南跃进了二百公里，进入宽甸境内，很快就联系上了当地的一些抗日山林队，组成了一支五百余人的队伍，于28日大白天，突然攻下了距河里已有千里之遥的宽甸县步达远街。该镇是进入辽东半岛的门户，距离敌伪统治的心脏城市之一奉天也不过数百里，杨靖宇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整个南满震动。大连、奉天等地的日伪政权紧急“询问”奉天的于芷山，刚刚打下步达远街的是不是杨靖宇?如果真是杨靖宇，奉天军将采取何种措施，以维护辽南的治安?这时杨靖宇正站在步达远街头，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他说：同胞们，我就是杨靖宇，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就要分兵西进和南下，解放辽东半岛，光复沈阳!群众一片欢呼声。于芷山接到所有这些“询问”和报告，急得热汗直流，面呈菜色，急调驻防奉天的伪军前去“讨伐”，此时他不能不相信这支千里南下的抗日军就是杨靖宇的部队了!开完群众抗日大会，杨靖宇率部“南下”，一路急行，给当地的汉奸造成了一种他真要南下辽东半岛的强烈印象。汉奸们立马将事情报告给奉天和大连，于芷山和大连日军空前紧张起来。杨靖宇南进了数十里，突然掉头进入山林，折向西北，两天一夜行进了三百里，悄悄到达本溪城外。12月末的一天深夜，一军远征部队联合当地的多支山林队，对本溪郊外的日本碱厂发起了突袭。一时本溪城里城外，枪声响成一片。本溪是辽东重镇，与奉天近在咫尺，奉天的城防军已被于芷山派往辽南，城中除了伪就再没有了别的兵力。于芷山再也“镇静”不下去了，杨靖宇敢打本溪，就有可能出奇兵突袭奉天!他当即急令“讨伐”东边道的敌军回师辽南、本溪、奉天各地，布署防御，不让杨靖宇再“有机可乘”。至此，伪奉天、安东两省1935年度的“秋季大讨伐”再次以失败告终。1936年1月上旬，杨靖宇率部胜利返回河里根据地。
春荒时期，老百姓生活极其艰难，张蕴华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带领广大农协会员，在长官店等地开展均粮斗争，他背着父亲将家中存粮30余石均给穷人，并动员回族人民将清真寺内存粮献出来救济灾民，又以研究长官事务为名，邀请长官一带士绅柳成义、柳济述等20余人到清真寺开会，迫使他们献粮献钱，周济穷人。大地主柳香善家有余粮200余石，拒不应“邀”，又不捐粮。张蕴华派人连邀3次，他仍不到场，张蕴华就组织农民上街游行，迫使柳香善捐粮100余石，其他到会的士绅也只好献粮。这次共筹粮1200余石，使700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粮食。随后，张蕴华又在阜阳南乡中村岗一带开仓放粮，取得了重大胜利。、
两次均粮斗争的胜利，解决了农民的生活困难，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广大农民踊跃参加农协会，同时成立了党领导下的农民赤卫队，建立了长官店、沈邱集、曹寨3个中心联络站和10多个秘密联络点，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1931年春，阜阳“八大家”占田数百顷，不仅不交银粮，还收买青夫(催缴银粮的人)把他们的银粮加在农民身上。使农民由原来每亩交380文，增加到8000文，比原来多交了20多倍，张蕴华先在长官店发动农协会员反对青夫乱要银粮的斗争，限定每亩只交800文，还派人催交“八大家”的拖欠银粮。这场反对青夫勒索银粮的农民运动，犹如暴风骤雨，迅速席卷全县，并波及太和、蒙城、颍上、凤台等地。
韩永禄，顺平县(原完县)西五里岗村人。早在1924年，身为保定育德中学学生的韩永禄(共产党员)，就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回乡传播马克思主义，建了本村第一个党小组。并与保定育德中学学生刘秀锋，在本村发展党员十余人，接着在康关、寨子、坨南(易县)、杨庄等村也发展党的组织。年底，韩永禄先后在完县乡村师范学校发展刘元士，并在大恩村建立了党支部。1925年，经顺直省委批准成立完县特支，由刘秀峰任书记，韩永禄任组织，刘元士任宣传。1927年，建立完满联合县委，刘秀峰任书记，韩永禄任组织部长，王茂辰任宣传部长。由于党的工作加强，党组织发展很快，为了加强领导，在1929年还建立了完(县)、满(城)、唐(县)、易(县)、望(都)中心县委，韩永禄任中心县委书记。
连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导致农村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据完县五里岗村的调查，全村三分之一的土地在以地主葛洛殿为首的“八大家”手里，其余152户占三分之二，不少农户无地可种，沦为佃农。而且加上苛捐杂税，很多贫苦农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1928年，以韩永禄为首的完县党组织办起了平民夜校、雇农工会和平民消费合作社，这不仅使农民以合理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需品，而且宣传发动使广大贫苦农民提高了觉悟，团结在党周围。1929年，经过一系列思想发动，韩永禄当选了西五里岗村村长。韩永禄任村长后，废除了之前让农民苦不堪言的苛捐杂税，提出了按土地多少，分等纳税的办法。这个办法让贫苦农民拍手称快，却让地主暴跳如雷。于是，以葛洛殿为首的西五里岗“八大家”串通一气，联名到完县国民党政府控告韩永禄，并向县长彭作桢行贿。但最终彭作桢和“八大家”抵抗不住劳苦农民的气愤，1930年5月21日，县委发动群众在完县城内大集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动苛捐杂税的游行示威。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活动，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进一步团结了群众，党组织得到发展，不少农民纷纷加入到党的行列中来。
中央红军直逼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而正当云南孙渡纵队急忙入黔救驾时，红军却反向穿插，乘虚进军云南。昆明告急，红军虚晃一枪绕过昆明，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
红军夺取皎平渡，靠着找到的7条小木船和当地36名各族船工顺利渡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革命烈士诗抄》自一九五九年，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增订以来，距近已二十年左右了，但那闪光的章，仍不减其光彩，依然时时在广大读者心中回响。这些用鲜血写成的诗，在人民中吟诵，传唱，经年不衰；有的'诗还由作曲家谱成乐章，广为演唱。读者。颂者，歌者，听者无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它们象晶莹的宝玉，岁月愈久便愈加灿烂生辉。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它们不是一般的诗篇，而是用鲜血和生命的。而且它们----为了新中国视死如归，献出生命的先烈们的诗“就是自己”（郭沫若论叶挺中语）。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那么脍炙人口，那么深入人心。它们才得以流传下来。
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壮年同志一见到我，总会提起《诗抄》和那么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江竹筠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十分用功，记忆力超群。之后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中国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提高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