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炸药、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炸药，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们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紧密相连；脚踏苍茫大地，砥砺前行，在蹒跚中留下跋涉的足迹。
1924年6月25日，伴着一声洪亮的啼哭，一个婴儿降生在著名的翰墨世家，成为清代著名的`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的六世孙。望向窗外郁郁葱葱的田野，看着微风中起伏着的刚刚吐穗的稻谷，孩子的父亲灵感突现，说道：“古人说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稼，就是在田野已经秀穗结实之禾。希望他植根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的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就取名叫稼先吧。”
也许是受到书香之家的熏陶，邓稼先从小就对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幼年时代的邓稼先就非常喜欢动脑筋，总是会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他自小便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功底，同时也形成了勤学好问的可贵品质，然而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年少的邓稼先目睹列强的欺凌、残破的家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残忍迫害，对他们满怀痛恨。那时的邓稼先已经朦胧的意识到要救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有知识有本领，因此他更加认真读书，在读书期间，邓稼先便积极的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致力于维护祖国的尊严。他也终于明白，一个弱国会备受欺凌，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他立志要发愤图强，投身科学事业，振兴国家科技，保卫国家安全，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
抱着这样的志向，16岁的邓稼先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1941年秋，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在西南联大，他读遍了图书馆里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籍，充分利用学校的优势资源，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锻炼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他博览群书，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背诵牛津英文字典，日积月累，他把基础的学科知识掌握的相当牢固。
1948年10月，他进入普渡大学攻读，功夫不负有心人，邓稼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惊人的勤奋，只用了一年零10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0日，刚满26岁的他即从普渡大学毕业，被人们戏称为娃娃博士。拿到博士学位的邓稼先，一心想回到祖国，回到朝思暮想的父母身边，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去。他拒绝了美国的丰厚条件，冲破一切阻碍，1950年8月29日，毅然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美国还不止一次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1958年，钱三强教授受党中央委托，交给邓稼先一个艰巨而保密的任务，生产大炮仗，也就是原子弹。这是邓稼先多少年追寻的报国梦，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回到家里，他跟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调到哪？”邓稼先沉默良久,嘴角微微颤动着挤出三个字：“不能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隐姓埋名28年之久，没有依靠任何外援，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团硕大的蘑菇云在爆裂中隆隆升腾。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
戈壁滩上，这张遮得严严实实的照片让我们明白，您惊天动地的功绩之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心动魄。
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一次核弹空投试验，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倒了地上。
“核弹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爆炸？”
“我们要马上进入事故区，必须要找到这枚弹头！”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核辐射可是要命的！不行不行！”
“你们都不要争了！我进去！”
“邓院长！”
“你们进去了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是我设计的！为了它，我哪怕死了，也是值得的！”
您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试验区，找到了核弹的碎片，走出来后，您说的第一句话是——
“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同志们，我们的试验可以开始了！”
邓院长，您…您怎么那么不要命呢？
这事我不去谁去，责任书上的签字人是我啊！刚站起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邓稼先，但是不能没有它！
但是，邓稼先的身体已经被核辐射侵害了。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身体，因此，在工作上更加争分夺秒。拖着病重的身体，学习、研究、试验！
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仍心系祖国的核事业，病榻之上，他叮嘱于敏：“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临终前，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死而无憾！”
这是一代人的足迹，镌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激励着我们前进！前进！前进！
1942年初秋，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
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逻辑思维能力。
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他自己想不出来，老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这些留在心中的疑惑，实际上是袁隆平思维发展和心灵成长的标志。他开始对抽象的概念发生兴趣，开动脑筋进行思索，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 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钱人元生卒年:1917年9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汤家桥。江苏常熟人
1931年，在苏州中学化工科学习。1935年，化工科毕业，进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1939年，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助教。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理化系任助教及教员。1943年，赴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大学化学系学习。1944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做研究生并任研究助教。1947年，到依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学习。1948年，回国，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级讲席。1949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任副教授。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起，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兼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81年，任所长。1985年，当选为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高分子部聚合物表征和性能委员会委员。1990年，当选为太平洋高分子协会理事。
钱人元研究领域：
物理化学家、高分子物理学家，开拓了中国的高分子物理与有机固体电导和光导的应用基础研究，并结合实际在丙纶纤维的开发等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人元作品：
主要著作有《无规与有序：高分子凝聚态的基本物理问题研究》、《有机晶体中的电子过程》、《高聚物的分子量测定》等。
曾获奖项：
1956年，获中国科学奖金三等奖。1977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87年，获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科技提高一等奖。198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__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科技提高一等奖。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