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了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虽然认为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不是实战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对他没有威慑性。去掉了对方的威慑，就是新的垄断。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讹诈。但我们还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们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他说。
氢弹爆炸成功后，第一代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性能仍需提高。为了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得在提高威力的同时实现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势在必行。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绵阳的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在此期间，日夜无休的科研加上实验中放射性物质的侵害，让于敏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就发生在1969年初，于敏长期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在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的双重影响下，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整个人几乎形销骨立。
在参加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但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他在工作现场几近休克，在同事们的照顾下才缓过来。
第二次是在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身体状况，上级准许他的妻子孙玉芹留在身边照顾他。一天，于敏因劳累过度突然休克，孙玉芹将他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
第三次是在1973年，于敏在从绵阳返京的列车上便血，刚一到京人便昏了过去，还没进家门就直接到了医院，幸而抢救及时，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病痛折磨下，于敏也从未停止科研的脚步。
1980年，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突破第二代核武器原理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从原理、材料和构型上都要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其难度可想而知。
1986年初，于敏和邓稼先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做出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将中国核武器发展与核战略安全紧密联系起来。
80年代，中国终于成功突破了新型初级小型化原理，成功研制出第二代核武器。在于敏的指挥下，中子弹的试验也于1988年获得圆满成功。至此，我国核武器设计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26年夏天，河北宁河县(今天津宁河区)芦台镇的一个普通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于敏。
彼时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于敏的父亲是当地财政局的一位小职员，工资微薄，于家生活十分困难。尽管家境贫寒，父母依然坚持送于敏去读书。
少年时代的于敏性格内敛，喜欢沉浸在史书当中，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杨家将和岳飞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12岁那年，日军进入天津，在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后，少年于敏暗暗立誓——自己不像古代将领能上战场杀敌，唯有刻苦学习，才能用所学知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
上中学后，于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临近高中毕业，于父突然失业，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原本就勉强度日的家庭雪上加霜，再无力承担于敏大学的学费。
幸运的是，同窗好友陈克潜的父亲出于爱才之心，为于敏申请了资助。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18岁的于敏被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录取。
他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如鱼得水，在一次极难的代数考试中，数学系的平均成绩不满20分，他的试卷却是满分，可谓天才中的天才。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不久后，美国用B-29轰炸机运载“小男孩”原子弹轰炸广岛。
于敏为核武器的巨大威力所震撼，为祖国感到担忧。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感受到自己“心灵手不巧”的特质——不适合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更适合理科。不久，他从工学院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同时考取了北大理学院研究生，研究量子场论，此外他还担任了助教。他先后师从张宗隧(时任理学院院长)、胡宁，并在胡宁指导下完成了第一篇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一提起于敏，张宗燧就连连称赞：“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1951年，于敏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和彭桓武选中，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时，于敏25岁，风华正茂，一起工作的同事也都是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他们开始与新中国一同成长。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宁河县芦台镇，在少年时代，于敏目睹了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产生了强烈的自强意识。他从小就天赋异禀，成绩非常出众，还喜爱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成年后的他不负众望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举动震惊世界，经过慎重考虑后，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1951年，毕业后的于敏来到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理论领域躬耕10年之久。即将取得成就之际，1961年，所长钱三强向于敏传达了上级决定:请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热爱的领域和唾手可得的成果，开始了28年隐姓埋名、四处奔波的氢弹和核武器研制生活。罗布泊的大漠荒烟里，老算尺、小黑板、旧桌椅和演算纸，是于敏团队开展研究的简陋“标配”废寝忘食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空投试爆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而中国是世界上第四个，也是用时最短的国家。不久，于敏又转身投入“氢弹武器化”的新征程。由于核辐射和长期超负荷工作，于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抢救过来后依然争分夺秒地开展研究，十年如一日，以一力挑起国之重担，将我国核事业的蓝图一一实现。
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也从这天起，于敏功勋科学家的身份才真正解密。于敏曾掷地有声地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决不能受旁人欺负”，他用中国科学家的志气和骨气，用不懈的奋斗和天才的创造力，将他和他的“于敏构型”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之上。
在私下，于敏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虽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反对，但就凭这一点，也足见他在中国核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飞机空投，进行了全当量氢弹实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除了少数老弱病残者坐硬卧车厢外，大部分人挤在没有厕所的大闷罐车厢内。于敏当时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发作，整整四天四夜，差点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上面只好又做出决定，家属留在深山，科研人员全部返京。于敏带着还没有休息过来的身体、没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领导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个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下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在天津木斋中学念，后转学到天津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但是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兴趣。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张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于敏被彭桓武、钱三强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0年成立的，当时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我国科学界一片空白，他们高瞻远瞩，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由此而来。
经过长期的努力，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