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祖辈都是明代将领，其六世祖戚详参加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仍在明军中服役，在攻打云南时阵亡，明王朝为追念其前功，授他的儿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今蓬莱县)指挥佥事。传到戚景通时已经是第六代，仍然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戚景通治军严明，精通武艺，熟读兵书，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袭职之后，他曾被提升为都指挥和大宁府都指挥使等职。景通为官清廉，从不收受额外之费，更不对权贵阿谀奉承，他的家境一直很清贫。有一次，他升任江南运粮把总，是个肥缺。他第一次运粮进太仓时，按照陈规，运粮把总都要先给仓官送礼，以免受仓官的刁难。戚景通却坚决不干，宁可受刁难也不行贿，结果把运粮把总给丢了。他回到登州卫所，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时总督山东备倭军事的戚勋，是景通的上司，听说景通拒绝行贿而丢掉把总，对景通的行为很敬重，就来和他认本家，想抬举他一下。但戚景通却说他的先祖姓倪不姓戚，谢绝了戚勋的好意。
当然，戚景通廉洁为官的事例还很多。表现在个人生活中的俭朴、孝顺，也是很有名的。对刚懂事的孩子戚继光，戚景通施以严格的教育。为了使儿子早日成才，他教儿子读书、识字、习武，还经常教导儿子，长大以后为国家尽力。生活上对戚继光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工匠来替戚家修房屋，景通交代在两楹之间装四扇雕花门户。但按规定，将门家可装十二扇雕花门户，工匠向十二岁的戚继光说了此事。戚继光就去找父亲，说可装十二个门户。戚景通狠狠地批评了戚继光，并训斥他，要他以后不要有虚荣心，更不应讲排场。又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很讲究的丝履，被父亲看到，自然又是一顿训斥，说他小小年纪就穿这么好的鞋，将来还了得，并说这样下去，将来当了军官，岂不侵吞士兵粮饷。后来虽然弄清了鞋是外祖父送的，母亲王氏叫他穿的，但景通还是命令他脱了。
严格的家教使戚继光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据说，他从小就喜欢做军事游戏，以泥土碎石为垒，以纸旗为号，指挥颇有条理，进退有方。戚继光喜欢读书，通经史大义。一次，有个朋友，见到戚家生活困苦，就对戚景通说：“你为官廉洁，是大家都承认的，可是你用什么东西留给子孙后代呢?”景通把继光叫到面前说：“我留给你的就是国家的土地，你应好好保卫它!”戚继光明白父亲的意思，便说：“大人所留给的，儿当誓死保卫。”
青少年时代，戚继光并非在安逸中度过。十岁那年，母亲王氏去世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十七岁那年的夏天，年过古稀的父亲得了重病，戚景通知道自己的时日不会长了，就让儿子到北京办理袭职。临走时，他谆谆告诫，要儿子忠心为国，保卫国土。秋天，戚景通去世了，生活的重担便落在戚继光的身上，年老的嫡母和未成年的弟妹，要靠他来抚养。为了有人照顾家庭，第二年冬天戚继光便结婚了。
戚继光袭了登州指挥佥事后，便开始他的军事生涯。不过，当时山东比较平静，指挥佥事这一职务并不太忙。戚继光除了办理公务，就是练兵、读书。他希望趁血气方刚时，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曾经在一篇文稿中这样写道：“自觉二十岁上下，务必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
嘉靖三十一年，戚继光参加了山东的武举考试，在数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中。第二年夏天，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开始全面参与防海抗倭。此后的十余年间，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的万里海疆，哪里有倭患出现，哪里就有戚继光的威武身影，就有“戚家军”的猎猎旌旗。
戚继光率军之初，同僚和敌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一次，一支800余人的倭寇窜到浙江慈溪一带沿海，将数倍于自身兵力的明军打得大败。戚继光率军救援，他跳到一个高处，弯弓搭箭，一连三箭，把三路倭酋一一射倒。贼首束手就擒，敌人作鸟兽散，明朝将士连连称赞。鸳鸯阵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独创的一种阵法，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
戚继光虽然以三箭退敌，但他深感明军存在严重问题，整肃军纪、加强装备、提高战斗力才是致胜的关键。原先世袭的旗军战斗力太差，戚继光多次上书请求招募新军。他说:“现在的官军，平时不训练，行军不带粮，打仗时没有统一号令，驻扎时不会安营扎寨，这样的军队，绝不可能抵挡身经百战、有必死之心的倭寇!”在戚继光的一再坚持下，他终于被获准招募新兵。经过几个月的严密筛选和艰苦训练，他建立起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新军。戚继光还创造了“鸳鸯阵”战术，统一编组、统一口号、严肃军纪，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
戚继光对属下士兵要求极其严格。一次，有官员到前线视察军队，突然间大雨如注，其它官兵一阵骚乱，有的甚至离队避雨，只有戚继光的军队纹丝不动，军容整齐。戚继光对军队严格要求，自己同样以身作则。有一次，戚继光率军到浙江乐清，恰逢天降大雨。当地的士绅百姓邀他入室避雨，戚继光说:“士兵们都在外面淋雨，统帅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戚继光治军有方，培养了严明的军纪。他领导的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爱戴，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军在浙江台州迎击来犯之敌，救出上万名被俘百姓，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浙江倭寇被消灭后，戚继光又转向福建，成功地捣毁了倭寇的老巢。凶残的倭寇心惊胆寒，畏之如虎，他们称戚继光为“戚老虎”。
“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这是一首广为流传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民谣，谣中的“戚爷”指的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
传说戚继光牵领戚家军在台州海门一带抗倭，一次，约三千名倭寇在海门沿海上岸抢劫，戚继光命令其子戚印(又说名叫戚英、戚狄平)在临海西乡冠岩一带埋伏，自己出兵佯败，把倭寇引到上界岭，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夹击，一举全歼。戚小将军年轻气盛，交战心切，没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就下令杀敌，以致部分倭寇逃脱。戚继光回营后因戚印未按军令行事，以致未能全胜，将他推出去斩首。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故事被广为流传，民间艺术家们还将此事改编成闽剧、秦腔等戏曲广为传唱。
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几百年来一直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在福建莆田，这一故事还被改编为闽剧和秦腔[1]《戚继光斩子》，以艺术的形式在民间盛传不衰。此外，在福建宁德、连江、闽侯，浙江义乌等地也有类似的传说。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历史事实，到底发生在那个地方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也有人认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台州地区。
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抗击倭寇，几次大的战役都连战连捷，打得倭寇是闻风丧胆。有一次，戚继光率领军队在台州府围剿一股倭寇，倭寇与戚家军接战之后，很快大败，有一股残敌想绕道城北的大石退守仙居。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倭寇，戚继光立即命自己的儿子戚印为先锋，率领军队抄近路在白水洋常风岭一带伏击。临行前戚继光一再交代戚印，与倭寇接战之后，不要急于求胜，要佯装失败，将敌人诱至仙居城外再予以反击，以迫使城中的倭寇出援，一举歼灭。违反军令者要按军法处置。
戚印率军到达常风岭之后，将军队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丛中，此时，倭寇的队伍也沿着这条山道开了过来，前面还押着一些抢掠来的妇女和牛羊等，戚小将见后，气愤万分。再也沉不住气，马上下令军队展开总攻，一时间矢石齐飞，刀枪猛舞，喊声震天。戚印只顾了奋勇杀敌，竟然忘记了父亲临行前交代的只许败不许胜的交待。霎时就将敌人全歼在山道之上。后来戚印率军回营，将士们都言戚印作战勇敢，杀敌有功。但戚继光却在在听完儿子禀报之后，勃然大怒。说他违反军纪，不服从指挥，应该以军法处置，便命将校将其绑出辕门外正法。诸将虽然苦苦求情，说戚印虽然是触犯了军令，但其大败倭寇，也是有功之臣，可将功抵罪。但戚继光却认为戚印明令故犯，贻误军机，不容不诛!若是不杀则军纪难以严明如初。最终，还是斩了儿子。
后来当地的百姓怀念戚公子，便在常风岭上为他建造了一座太尉殿，据说这座大殿的残迹至今犹存。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倭寇余党纠合一万多人围攻仙游，打了三天，戚继光率兵前往解围，倭寇败走，戚继光率军追击，追至王仓坪，斩首百余级，不少人都坠于悬崖摔死。
余党数千人逃走占据漳浦蔡丕岭。
戚继光分五哨(古代军事编制单位)将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连俘带杀一百多人。
剩下的倭寇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侵扰福宁，戚继光率领李超等前往将其击败，又乘胜追至永宁，杀死三百多人。
同年，潮州倭寇聚众二万，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之势劫掠潮州，俞大猷率兵杀败倭寇，并将吴平招降，让吴平驻扎在梅岭。
但不久之后，吴平纠合被明军击败的流散倭寇一万多人，伙同林道乾、曾一本先后在走马溪、泊浦澳登陆，洗劫南村堡和港口村。
戚继光即刻率军前来围剿，吴平得知后放弃之前据守的梅岭，集合大船一百多艘，逃入南澳，并修筑大寨防御。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光率领步兵，二人合力围剿吴平，吴平破败，孤身逃往凤凰山。
戚继光到浙江后，曾向胡宗宪提出练兵的建议。他所陈述的理由是中肯的。他说“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当前士兵中存在的弱点，即“军书警报，将士忧惶。徒将流寄杂兵(客兵)应敌，更取福广舟师驱而陆战。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他主张自行招募，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但是他的练兵建议并没有引起胡宗宪的重视。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戚继光决心要训练一支指挥自如能作战的部队。
嘉靖三十七年，义乌发生矿夫和乡团大规模械斗。浙江处州，是明代银矿丰富的地方，聚居大批农民出身的矿夫。义乌县南的保山富于银矿，这一年，处州的矿夫流徙到保山开矿，和义乌势家大族陈大成为首的乡团发生武装冲突。械斗进行了三次，规模越来越大，所聚人员各有数千人之多。双方伤亡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戚继光从这场械斗中看到，即使乡团作战也比官军勇猛，他提出要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为新兵，加以训练，让他们把自相火并的力量用到消灭倭寇的斗争中去。正在这时，义乌县令赵大河也上书要求戚继光亲自到义乌招集争斗双方的农民和矿夫参军，以抗击倭寇。这个建议正好和戚继光的想法一样。于是，戚继光决心亲自到义乌招募新兵。消息一传开，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乡团和矿夫都是“罪人”，招募“罪人”参军无异于“病狂丧心”。但是，当时抗倭名将台州知府谭纶却支持戚继光的设想。后来戚继光在一首《蓟门述》的诗里透露了这件事：“檄募婺越士，知交苦相留。当日主此盟，惟有谭郡侯。”
戚继光于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八年到义乌募兵。但是，募兵也不顺利，他贴了一份题为《谕以君父水土之恩》的布告，号召农民、矿夫丢掉前隙，共同起来保卫家乡，抗御倭寇。但是布告贴出之后，并没有人响应来应募。后来了解，双方的头目和农民、矿夫都在观望。戚继光一面向他们说明在这里募兵的原委，一面晓以民族大义。其实，不论是乡团首领陈大成还是矿夫首领王如龙都不存心和戚继光为难，他们历来对这位抗倭将领，抱有敬佩之心。所以，听戚继光陈明募兵原委以后，陈大成和王如龙都各自率领乡亲和矿夫前去应募，两支相为仇敌的队伍都成为戚家军的骨干，为抗倭事业作了杰出的贡献。
戚继光从应募的人员中挑选了四千多名，带回绍兴，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建立了一支军纪、法度比较熟练的部队。建军应以卫民为目的，戚继光首先教育新战士，建立这支队伍是为了保卫家乡的安全。他对新战士说：“沿海卫所初建置，本以保障民生，捍卫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