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学习中国近代史，学到戊戌变法时，老师会让学生们背“六君子”的名字。就像背高尔基的全名一样，学生们都会感到头痛——为什么是六个呢？少两个也好啊。不过，谭嗣同的名字是不用背的：他是“六君子”之首，名气很大，他也经常出现在其他书籍、影视作品中。对于谭嗣同的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都逃跑了，他明明有机会逃跑，为什么不跑呢？
这个隐隐约约的小问题，并不影响我们考试、升学、工作、结婚、生子，但它确实在心中存了很多年。谭嗣同早已死去，想确切知道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蛛丝马迹，还是可以试着猜测一下。
谭嗣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谭嗣同是有机会逃跑的。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并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从后来事件的发展来看，谭嗣同虽为维新派“三杰”之一，但却并非慈禧要抓捕的主犯，因为直到抓捕进行到第四天，即9月24日，谭才被抓获。而这几天里，谭嗣同大多数时间就静静地呆在他在北京的住处——浏阳会馆中。
梁启超逃到日本之后，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曾刊登了他自己写的《谭嗣同传》，从中可以得知慈禧抓捕维新派人士的情景。
9月21日开始抓捕当天，梁启超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说话。谭嗣同的仆人得到抓捕的消息，赶来报告，并告知两人，康有为已逃往上海。梁启超立即劝谭嗣同逃跑，并说认识日本使馆代理公使，可求保护，但谭嗣同当时就拒绝了。谭似乎早有预感，听到这样的消息并未慌张，好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此时，他对梁启超讲要殉皇上，并说出了后来流传很广的那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为变法，为唤醒民众，为殉光绪皇帝，这可以算谭嗣同执意赴死的第一个原因。
当时，谭嗣同还对梁启超表达了另一个意思，大致是：我想救皇上，但已救不了了；想救南海先生（康有为），但也用不着了，所以活在世上已无事可做，只有等死。
认为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看不到未来该做什么。这算是谭嗣同执意赴死的第二个原因。
慈禧政变后第二天，9月22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坐了一天，其间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摹仿父亲的笔迹，假冒父亲给他自己写了几封信，大骂他不该办新政。
谭嗣同的父亲叫谭继洵，是朝廷大员，当时任湖北巡抚。不过，与儿子相反，谭继洵反对维新变法。“百日维新”期间，他还曾被后来与他的儿子同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参劾过。
由谭嗣同这个举动可以看出，他执意赴死应该还有这样一层用意，即不想更多连累父亲。
这一点，从后来流传于世的他的绝命诗《狱中题壁》第一句“望门投止思张俭”也可以看出来。“望门投止”的意思是看到有人家就去投宿，要求收留。这个典故出自《后汉书》。张俭是汉末人，因为上书弹劾宦官而被通缉，四处躲藏。人们敬重他的为人，愿意收留他，他也因此连累了很多家被满门抄斩。谭嗣同显然是不想学张俭，连累别人。除了父亲之外，可能还怕连累大刀王五等人。
9月22日，谭嗣同做的第二件事是将自己的诗文手稿和家书交给梁启超。当时谭嗣同是跑到日本使馆找到的梁启超，只要他不再离开，就完全可以避免被抓捕。梁启超劝他留下，他再次谢绝，并说出程婴救赵氏孤儿的故事，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中国古代多轻生死重义气的人。看“二桃杀三士”故事，我并不觉得晏子如何聪明、三位勇士如何愚蠢，反而却为“三士”对生死的这种态度而震撼。现在的中国，这种轻死重义的行为已很难听到了，人们为了一点点小利益而蝇营狗苟地活在这世上。但在100多年前的清末民初，仍有很多这样的死士。谭嗣同等六君子是，后来在日本蹈海而死的陈天华是，甚至汪精卫也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成被捕，狱中写《被逮口占》：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是真正的视死如归，何等痛快！如果当时汪精卫就被处斩了，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大汉奸。
谭嗣同执意赴死，也是受当时这种氛围的感染吧。壮烈牺牲的想法促使他放弃逃跑。
谭嗣同有这种想法不奇怪，因为他与康梁不是一类人。康梁虽然也是胸怀阔大，但更接近于文人；谭嗣同虽身材较瘦小，但他学过武术，愿与江湖人士结交，更接近于武夫。
以上的4点，算是我对谭嗣同执意赴死原因的猜测。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被斩首，年仅34岁。尸体躺在原地整整两天无人过问，后来还是浏阳会馆的看门人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收了尸，并于次年将遗骸运回原籍。谭嗣同的父亲后来被罢官。
最后，再录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起感受一下他的壮烈豪气：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戊戌六君子（原标题《中学历史课本上的这个细节，你是否也曾产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