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杂诗》第一百零四首

《己亥杂诗》第一百零四首

《己亥杂诗》第一百零四首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

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自注：予平生不蓄门弟子。

【笺说】

此诗是龚自珍写自己一生不收学生为弟子的治学特点。

河汾房杜有人疑，

首句写道，房玄龄与杜如晦是王通的学生，遭到有的人怀疑。

“河汾房杜”，隋末大儒王通，字仲淹，道号文中子，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一说山西河津）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道家。一生未仕，授徒为生。他在在黄河、汾水之间（山西西南部）设馆教学，据他弟子整理的他的言论《中说》记载，远近来此求学者达一千馀人，唐朝名称如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他的门徒，人称“河汾门下”。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人，是唐初名相。房玄龄善于谋略，唐太宗即位后，拜中书令，负责综理朝政，兼修国史、编纂《晋书》，名列凌烟阁二十四

功臣。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也是唐初名相。唐太宗即位后，杜如晦历任兵部尚书、检校侍中、吏部尚书，迁右仆射，配合房玄龄同心辅政，负责选拔人才、制定法度等，亦图形凌烟阁，位列第三。他善于决断，时人因而称“房谋杜断”。

对于房玄龄和杜如晦是否是王通的学生，历史上一直有些怀疑。据宋司马光《文中子补传》，唐初的名臣，薛收、温彦博、杜淹等、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无一人在文字中说道王通，这就颇为令人诧异。此外，司马光还指出，撰写于唐初的《隋史》，也没有为王通立传与列名。他疑问道：“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到了清朝，还是有人怀疑此事。

那么，龚自珍是怎么看待此事的呢？

名位千秋处士卑。

龚自珍认为，个怀疑的原因在于：历史上从来都是处士的名誉与地位卑微低下。

“名位”，名誉与地位。《左传·庄公十八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处士”，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后汉书·方术传论》：“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

龚自珍此句的背后意思是说，王通既无官职地位，又不曾名声大著，使得他的学生后

来位居高位，也耻于言及当年卑微的教书先生。在世人的眼里，位居高位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反过来，这样的老师也不配提及位居高位的学生。这真是当老师的悲哀！

笺说至此，不禁想起钱锺书读《史记·陈涉世家》，论到陈涉之言：“苟富贵，勿相忘”时，引到另一种的富贵则交情改变，即《后汉书·宋弘传》光武帝因谚曰“贵易交”。钱锺书评论说：“盖人既得志，又每弃置微时故旧之失意未遇者也。”悲夫！交谊如此，王通师生亦如此乎！

一事平生无齮龁，

第三句说到自己：王通这样的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是收不到人攻击的。

“齮龁”，本义为咬噬，引申为诽谤，攻击。《明史·韓雍傳》：“為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

为什么龚自珍会没有网通这样的遭遇？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自珍说，我只是开风气，而不做收弟子的老师。

“风气”，指某种时新的治学风尚。宋陈亮《量度权衡策》：“当是时，风气未开，人物尚朴，观象之妙，盖不必推数而后知也。”

龚自珍作了哪些“开风气”的事呢？这倒是应该数一数。就其大者而言，有如下几端：

第一，他首先清醒地认清了嘉道时清朝的国势，得变法图强的风气之先。

龚自珍认为，当时的清朝已为“衰世”，有如身罹“痹痨之疾”,又用“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来比喻社会的状态。他认为社会已“贫富大不相齐”：

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至极不祥之器,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比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

他力主变法，在《上大学士书》中,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大声提示清朝统治者：“与其赠来者以改革,孰若自改革”！这样一种思想，一直影响到戊戌变法之时。如梁启超就吸收了这种认识，论述道：“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弛骤之。”（《变法通议》）

第二，龚自珍深入研究了西北、东南以及中国周边的地理，开了“筹边”御辱的学术研究风气。

在龚自珍的那个时代，西北地理之学已经开始引起人的注意，龚自珍积极参与研究，首倡“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推动边疆史的研究，并以之为现实的政事服务。他提出了新疆建省的主张以抗沙俄的侵略与蚕食，主张禁烟以抗英军在东南沿海的侵略。这些无不得风气之先，从此开始，注意研究世界地理与政治。应该说，后来的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也是由龚自珍的这些研究启发而发其端的。

第三，龚自珍注重学术为现实政事服务，开启了以“经术”论时政的治学风气。

他一方面反对汉学“琐碎”,“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陈硕甫所著书序》),另一方面又指斥宋学“坐谈性命,……何施于家邦?”（《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主张“道”、“学”、“治”三者不可分割,提出“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一代之学”应能回答、解决“一代之治”的现实问题。他利用今文经学，议论时政，可说下开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梁启超评论道：“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府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划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清代学术概论》）

第四，他抨击专制，反对束缚人的个性和尊严，开启了尊重个性的文化风习。

龚自珍抨击专制的危害，他说：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彊，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古史钩沉论》一）

所以，他痛斥专制对人的戕害与束缚，他说：“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这在《病梅馆记》中有形象的描写：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

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

与此相对，他强调个人的独特性，他说：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翅，我理造语言文字，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这简直是人的主体性的赞歌，非传统文化所能有。

当然，龚自珍开风气之举，不仅于此。如人称：龚定盦“能开风气，光绪甲午以后，其诗盛行，家置一编，竞事摹拟。”（《晚晴簃诗汇》卷一三五。）此仅举其荦荦大者。

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可谓影响深远。窃以为在近代，胡适最与龚自珍此点相近。胡适曾有一诗答章士钊：“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可见他自己也是承认这点的。

说到“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在当代还有一人，即是钱锺书。虽然他在早年也当过教师，但解放后在社科院，他是连研究生也不愿带的。对于开宗立派更是反对，并且不愿意人学习自己。他说：

弟子指青出于蓝着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常言弟子于师“崇拜倾倒”，窃意可作“拜倒于”与“拜之倒”两解。弟子倒伏礼拜，一解也；礼拜而致宗师倒仆，二解也。（《谈艺录》五〇则）

这大约也是“不为师”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