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第２９卷 （总１７２期）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１０ ２０１６ Ｇｅｎｅｒ￣Ｎｏ．１７２ Ｖｏ１．２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清末至“五四”时期社会转变对读书人的影响 曾留香 （１．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四川成都６１１１３０；２．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清末至“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社会的激烈动荡对读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 括读书风气的转变与留学热潮的兴起，读书人从士大夫到新国民的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以及读书人将个体命运与 国家紧密联系，社会的激烈变革多方面影响了读书人的价值观与人生选择。 关键词：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士大夫；新国民；读书人 中圈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３１０（２０１６）一１Ｏ一０ｌ１７—０６ 晚清时期，伴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 侵，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西方科学 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洋务运动掀起了学习西学的 热潮。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激发了读 学”替换成了“西学”这一更加中性的用词。 中日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读书人发现，历经明治维新 的日本，其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令国人震撼，这是 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再加上清政府对西学的鼓 励政策，使西学在读书人中有更加广泛的市场。 清末民初的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多次描述过 这股从晚清开始在读书人当中蔓延开的学习西学 而轻视儒家传统学说的风气。“当此之时，中国之 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 之使然也”。②尤其是清末新政推行以来，“新式学 堂”建立后，清政府也开始推广西学教育，并鼓励出 书人的忧患意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绵延１３００年 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身份地位发生根本性转变，也 使读书人在学习方式和内容上做出相应调整和适 应。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进一步激发 了读书人的爱国意识，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得以 广泛传播。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激烈动荡，对读书 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国留学，而对旧学不加重视。“国家取士以通洋务、 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④ １９０３年刘大鹏参加会试，发现街市里书商售卖的时 务类书籍“汗牛充栋”，有不少考生都前来购买，以 至于卖书的入抬高其价格，而购买之人仍络绎不 绝。④由此可见西学在当时读书人中有广泛影响。 特别是随着１９０５年科举考试废除后，清政府废科 举、兴学堂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断绝了旧学的市 、读书风气的转变与留学热潮的兴起 （一）重西学、轻儒学 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文化就不断地随 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传人中国，传统儒学受到了西 方文化的冲击。洋务运动之后，读书入普遍开始关 注西方的学术思想，并将原来充满鄙夷色彩的“夷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２４ 作者简介：曾留香（１９９０一），女，四川成都人，助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公众 史学。 ①王光会：《夷学、西学、新学——对晚清西方文化称谓变化浅论》，《中国科技博览）２０１２年第２８期，第３５页。 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７２页。 ③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１０２页。 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６０９页。 １ｌ７ 场，读书人都以继续读孔孟之书的人为顽固不化之 人，“并訾以不达时务，为当时弃才”，①学习旧学的 人成为了被时代抛弃的人。 开始派遣留学生，⑥从官方的角度鼓励读书人出国 留学。一方面，科举的废除使读书人需要寻求另外 的求学途径，并可借留学提高身价。另一方面，新 式学堂刚刚起步，课程和科目设置以及教学质量还 不尽人意，也是留学热兴起的原因。“对于学校的 绵延１３００年的旧式儒家传统教育受到了致命 性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传入的现代科学，而 学习旧学的场所——私塾也渐渐沦为附庸，代替它 的是新式的学校。科举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 使读书入学习的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从前 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 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 科学的知识了。”②伴随西方文化的逐渐传播，“洋 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 究又完全没有”，⑦即便是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实 施一系列措施推进新式教育，可是状况还是让人难 以满意。“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 骗文凭的学生。”⑧因此读书人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来 逃避国内新式学堂的虚无和苦闷。在对国内教育 现状不满的情况下，怀揣富国强兵的梦想，许多读 书人走上了留学的道路。 民国初年，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这种出国留学的热潮进一步升温，政府 也对此加以鼓励，部分学校还有“官费”留学的机 会，提供给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⑨其中，日本是当 书”也渐渐传人，郭沫若就说自己对这些洋书青睐 有加，最喜欢读的是《启蒙画报》，甚至还将上海出 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数学、东西洋 史、修身、国文等书作为家塾的课本。③ 从儒学到西学，从旧式私塾到新式学堂，读书 人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对于 长期以来一直接受旧式教育，为科举考试准备数年 时不少留学生热衷的留学地，一方面日本离中国的 距离较近，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科技文化实 力上升，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后，人们已经认识到日 本科技力量的强大，因此不少读书人选择赴目学习 工科、医学或是理科等实业科学。张资平、成仿吾、 郁达夫、鲁迅、郭沫若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据有关 统计，１９０２年以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每年都 有干人以上，其中１９０６年留日学生多达七干人， １９０９年也有五千余人。⑩通过国外的留学经历，留 的刘大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意味着他们这 一批旧式读书人将成为时代的弃儿。刘大鹏表现 而对于另外一些读书人，他们年纪尚幼，接受 出了极大的反感和不适应。 旧学教育时间不长，因此当时对于这一变化并未感 到有很大的不适应。如钱穆、郭沫若，由于科举废 除时，他们年纪尚小，便于迅速做出适应和调整，进 入新式学堂学习。郭沫若回忆说，自己因科举的废 除获益不小，“从试帖诗的刑具解放了下来”，④“没 有受过八股的刑具”。⑤他对于八股文是极端痛恨 的，因此认为废除科举对自己反倒是一件好事。科 举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文化的根基，使绵延 学生们接触到更多国外的科技和文化，对国外社会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进 一步传播开来，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开展 建构起了更为广泛的心理支撑，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读书人身份地位的改变：从士大夫到新国民 千年的旧式儒学传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进一 步促使西方思想文化在读书人中的广泛传播。 （二）出国留学风潮的兴起 随着西学的渗透，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朝政府 读书风气的转变与留学热潮的兴起可以说是 ①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１６８页。 ②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３６页。 ③郭涞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３９页。 ④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３６页。 ⑤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３６页。 ⑥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１９３４年，第１４页。 ⑦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９６页。 ⑧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１７１页。 ⑨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３３５页。 ⑩刘婉明：《立身出世的热望与富国强兵的追求——清末民初留学潮与创造社成员的日本留学》，《郭沫若学刊）２ｏ１２年第 ４期。第６５页。 １ ｌ８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给读书人带来的直接影响，而在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清末科举制度的 废除，给读书人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从 根本上改变了读书人的身份和地位，使读书人从处 于中心地位的“士”转变为具有平等地位的“新国 民”。这种转变使读书人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根本 性的变化，他们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寻找自己在 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民初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遭到 冲击，人们逐渐意识到商业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 用，“商务盛之国则强，商务衰之国则弱。”③重商主 义的氛围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商人的地位逐渐上 升。士阶层地位的下降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使得 传统社会固有的国民社会体系被打破，读书入在清 末民初的社会变革浪潮中需要重新对自身的位置 进行定位，找寻新的身份认同。读书人过去可以通 过科举成为具有中心地位的“士”，如今却由于时代 社会上新的自我位置和价值。 （一）“士”与“士”阶层的消亡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奉行“学而优则仕” 的价值观，天下读书人几乎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 的变革和发展使其身份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刘大鹏作为一位生活在清末民初接受旧式教 育的读书人，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身份转变带来的巨 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走上仕途，从而进入“士” 这一特权阶级。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士的作用和 演变过程是十分复杂的。①中国传统社会中，“士” 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士大夫不仅拥有法律 和政治上的特权，还有文化上的权威。②“士农工 商”四个阶层所处的位置是不平等的，“士”比其他 大落差，陷入了极度的愤懑和悲伤之中。“心若死 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 久。”④这意味着他想要“通其上”的仕途道路被阻 断。并且，他一直深信不疑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 三个阶层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话语权。 然而，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 “士”这一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权的阶层逐渐走 向消亡。尤其是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可以说 “士”这一阶层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传统社会 中读书人步人“士”这一阶层，主要的途径就是科举 考试，这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实现自己仕途伟业的 最重要的渠道。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这一渠道却被 牢牢封死，其他阶层与“士”阶层之间再也无法进行 流动，广大读书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步入仕途成为 轰然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新学堂、新思想、新学科， 这使得像刘大鸱一样从小接受旧学教育的读书入 感到无比的迷茫、失落、无助。更为现实的问题是， 科举的废除也意味着传统私塾的衰落，刘大鹏作为 塾师，生计都成为了问题，“吾辈生路己绝，欲图他 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⑤他感到在 社会中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并且也无法寻找到 新的位置，前路已绝。这种巨大的落差是许多接受 旧式教育的读书人无法接受的。但他们又必须接 受这一事实，并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否 则只能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 特权阶级的机会。虽然，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的 建立也给广大读书人提供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但性 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通过新式学堂学习或是 海外留学归来的读书人，并不能像以往考中科举的 读书人一样成为士大夫，也就是说新学校只是给读 书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知识文化的地方，却不能给读 价值观和旧式教育思想使刘大鹏既无法融入商人 集团，也无法融入新兴的士绅阶层，注定了其怀才 不遇的悲剧命运，终将堙没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 （三）“新国民”概念的提出与平等民权 既然±大夫的身份不再存在了，那么有没有一 书人提供步入特殊阶级“士”的机会，而后者恰恰是 中国传统社会里读书人之所以读书的最重要的目 的。 （二）商人地位的提升与“士”的中心地位的打破 种新的身份可以替代？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认 为“新国民”应该具有“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⑥ 强调了民权问题。梁启超说“昔者，吾中国有部民 而无国民”⑦，指出在清末社会的激变中，中国入应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页。 ②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ｌ８—１９页。 ③郑观应：《郑观应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１年，第２１２页。 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１４６页。 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１４７页。 ⑥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９页。 ⑦梁启超：《新民说》，第８页。 ｌ１９ 改变既往之思想观念，关心国家民族存亡，积极参 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新民说提出的民权问题， 强调了国民之间平等的观念，新国民这一概念“是 潮使广大读书人意识到变法图强的重要性，顾颉刚 回忆道，“梁启超的文章这样地浅显畅达而又感情 丰富……我从这刊物里认识了中国所以必须变法 的道理和旧制度应当怎样改革的办法。”③救亡图 存、振兴民族的观念在读书人心中埋下种子，使他 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关，但此观念之出现，是对传 统四民观念的极大解构。”①它意味着在国家里，每 个人都是平等的国民，并不存在等级特权，这打破 了传统的四民社会等级秩序，使读书人想要成为的 “士”的阶层不复存在。读书入不再享有政治、精 们无时无刻不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和对国家民族 的热忱投入到生活之中。 钱穆有言道：“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 神、文化的话语权威，与其他“国民”一样，具有平等 的权利。 “新民说”还强调了开启民智的问题，“这种自 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 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 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④钱穆说自己的所 有言论都是从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中来的，他出生 觉的理知和思考从戊戌时期的开民智就已经开始， 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所力倡的新民说更深入了 一步”②。换言之，由于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西方 那年正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屈辱地签订《马 关条约》，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国难深重的困境。 他还认为他的知识和演讲都是在国难的鞭策下奋 发图强而有所得的：“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 文化的人侵，重商主义的蔓延，以及“新国民”观念 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的中心地 位，使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解体，读书人的身份地 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士”逐 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 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 渐转变为人人平等的新国民角色。 三、读书人的价值观与人生选择： 个体命运与国家紧密联系 （一）民族危机激发了读书人的忧患意识、时代 衡虑而得。”⑤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伴随发奋 读书。 正是因为经历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如此深重 的民族危机，经历了纷至沓来的社会变革，使得钱 穆的心中根植着对于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同胞 饱受忧患的悲情，对民族历史的温情，以及对中华 责任感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时期，转型 的过程中必然发生许多的动荡和变革。甲午中日 文化的深刻理解。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倡导要始 终保持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⑥这种 “温情与敬意”的文化内涵背后，无不显示出一种强 战争中，号称训练有素的北洋水师被击溃，清政府 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国的半殖 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庚 子赔款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背负巨大的 负担。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 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钱穆希望能够 发掘出“一种他期待的革命能发扬的精神，一种他 期待的新中国能哺育的精神”。⑦当时的读书人中 都有一种想要参与革命参与政治活动的强烈愿望。 甚至在钱穆年轻的时候，辛亥革命期间，他还准备 与同学相约等革命军进城时双双投军。⑧郭沫若在 读书期间也与许多学生一起参与了著名的保路运 动，“这在当时的学生界中也惹起了一个天翻地覆 会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 亡的关键节点。 清末民初的读书人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的社会形势下，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 识，希望能够寻求到挽救民族危机的办法。戊戌思 ①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近代史研究）２ＯＬＯ年第３期，第７５页。 ②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９６页。 ③顾颉刚：《顾颉刚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ｏ５年，第２２页。 ④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１—３页。 ⑤钱穆：《中国文化精神》，第ｌ一３页。 ⑥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第ｌ页。 ⑦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４页。 ⑧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第３７页。 １２０ 的变革。”①这些都显示了当时读书人对于祖国命运 的极大关切，体现出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 族责任感。 业方向的理工科或是医学，尽管他们当时的兴趣是 在文学上面。 此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文化运 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自由民主的观念不断深入 （二）读书人的人生选择，将个体命运与国家紧 密相连 人心，当初为了“富国强兵”而选择实业救国的读书 人，发现仅仅靠实业，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国民，国 民需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启蒙。他们越来越意识 到使中国国民建立起广泛的自由、民主观念与心理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民 族危机逐渐加重，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依靠明治 维新改革后的日本，将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 全面击溃，“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方 利弊昭然若揭。”②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得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中国 人在西方炮口的震撼下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的科学 文化”，（ 为只有通过学习西方发展实业，才能使 基础的重要性，于是一大批当初选择实业救国的读 书人又纷纷“弃理从文”，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在 “五四”精神的感召下，郭沫若和几位同学一起成立 了一个小团体“夏社”，把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 料搜集起来，翻译成中文邮寄给国内学校。⑧并写 出了一系列讴歌自由、青春的浪漫主义诗篇，“五四 自身强大，抵抗外国的侵略，于是“实业救国”的思 潮兴起。清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 的法令。内忧外患使得“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当时 的读书人中广泛流传，成为拯救民族危机的救命稻 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 取气象的姑娘”，（ 郭沫若迫切地想要从日本回到中 国，加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中去。他从当初选择实 业为专业，到后来转向文学，每一步都与清末至五四 运动社会的转变和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当时的读 书人受时代思潮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普遍产生了强烈 的民族责任感，他们在做出个人选择时，往往将个人 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结语 草。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国政府更是实行了一系列 措施鼓励实业发展，希望通过实业救国以达到“富 国强兵”的作用。 郭沫若在自传中回忆到，当他第一次有出国留 学的念头时，却不知道应该学习什么专业，此时他 的大哥给他的建议是“还是学实业的好。实业学好 了可以富国强兵。”④然而实际上什么是实业郭沫若 和他的大哥并不是很清楚，“就是我们大哥恐怕也 是人云亦云”，⑤“不过富国强兵这几个字是很响亮 综上，清末至“五四运动”期间，社会风气的转 的”。⑥并且，“二三十岁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 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 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 家强盛起来”。⑦可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的读 书人普遍把实业救国、富国强兵作为自己的追求， 变对读书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促使读书 人关注西方时务，而轻视旧式儒学，也助长了出国 留学的风潮。其次，科举的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读 书人的身份地位，使他们从社会中心的“士”阶层转 变为平等的“新国民”。最后，民族的苦难激发了读 并且在做出个人人生的决定时，如专业的选择和学 习的目标，会自觉地将这种救亡图存的国家观念与 自身的命运相结合。就在这一观念的感召下，当时 的许多学生，如郭沫若、成仿吾、鲁迅、胡适等一大 批读书人在最初的专业选择时都选择了偏向于实 书人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西方思想文 化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使得 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成为新一代读书人的广泛 共识，并在做出人生选择时，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 密相连。 ①郭沫若：《沫若自传：学生时代》，第７页。 ②郑观应：《郑观应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１年，第１２７页。 ③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３９２页。 ④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４４页。 ⑤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４４页。 ⑥郭沫若：《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第４４页。 ⑦郭沫若：《沫若自传：学生时代》，第５６页。 ⑧郭沫若：《沫若自传：学生时代》，第５５页。 ⑨郭沫若：《沫若自传：学生时代》，第６４页。 ｌ２ｌ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旧式教育的读书人如刘大 鹏往往被旧式的儒家传统价值观所束缚，难以接受 总之，清末至“五四运动”时期，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每个人都无法 置身于历史发展的洪流之外。在中国向近代化转 型的过程中，接受过教育有知识文化的读书人既是 促进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也是被社会转型所影响 的群体，他们的个人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都烙下了 社会变革所留下的时代痕迹。 社会的转变所带来的读书人身份地位的变化，无法 融入新兴的社会阶层中去。而接受新学教育或是 有过留学经历的读书人如郭沫若、钱穆却能较好地 适应社会的变化，并且在社会的新思想新价值观的 建立上，起到相互推动的作用。 （责任编辑：胡素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ｙ ４ｍ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ＺＥＮＧ Ｌｉｕ—ｘｉａｎｇ ’ （１．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１１３０，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６５，Ｃｈ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ｙ 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ｄｒａｓ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 ｅ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ａ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ｒｅｓｔ ｈａｓ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ｂｒｏａｄ，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ｔｏ ｎｅｗ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ｔｅ．Ｉｎ 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ｅｎ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Ｍａｙ 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ｎｅｗ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 １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