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者：杨懿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02期

摘 ;要：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侧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真实性与主体性，此文学观念的转变对于当时的诗歌创作实践有着巨大影响，表现在创作中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加懂得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更加自觉地追求一种自然境界。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文学本质观;诗歌创作

作者简介：杨懿，1988年11月出生，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正相对应于先秦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同样在精神史上却是极自由、极解放的，带来一个时代的自觉，而这一时代的主体是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全社会对于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进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文的自觉”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日本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提出，而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明确了这一概念“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这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的文学自觉时代，必然带来文学本质观念的改变，对于文学是什么，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观念上的自觉，必然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

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包含三个层次的自觉：创作主体的自觉、文学本质观念的自觉、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实现了从外部研究转入了内部规律研究，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本质，开始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真实性与主体性，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诗歌创作的抒情性的影响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文的自觉”时代实现了独立，从道德伦理层面脱离，使文学的抒情性本质回归，彰显了创作主体，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这对当时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建安诗歌多是对于人生短暂的自我感慨的抒发，并有着极强的创作个性：曹操擅四言，风格较为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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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乃七言之祖，语言风格较秀美;而曹植擅五言且兼具风骨与文采是当时诗歌的最杰出的代表，正如钟嵘《诗品》所言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气韵沉雄，体被文质”。到了正始时期，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如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五言比四言决非语言表现形式上多一字与少一字的问题，而是改变了诗体形式、扩大了诗境的容量表达、咏吟有回旋的余地这即是“指事造形穷情与物最为详切”有滋味者便在于此。如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对生死的哀伤、对人生短促的反复咏叹其沉郁和悲凉的效果是四言形式难以企及的，此着重表明五言更有利于个人情感的抒发，并列举了优秀的五言诗句“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由此可见五言诗的繁荣发展是注重个人情感抒发的结果。 凡事过犹不及，过分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使得诗人的眼界只放于自身而忽略掉了整个社会的存在，只关注自己的内心情感和身边琐屑的事物，致使诗歌的内容单调贫乏、情感细腻却不动人，“尚词而病於理”（严羽《沧浪诗话》）。关于这种情况魏征曾在《文学传序》中具体谈到宫体诗便是典型代表：“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这首诗只是描绘了一幅美人昼眠图：梦绽娇靥、鬟压落花、席印玉腕、汗浸红纱，可谓活色生香，艳光逼人，极富感观刺激性甚至是欲望挑逗性。没有什么“情”抒发，而是用辞采浓艳细腻描绘了女性的外在形态美，并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情感生命与独特个性。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主体性的自觉文学本质观，对于诗歌抒情性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本质观念的转变使诗歌的“缘情”本质回归，获得独立地位，并侧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使得更便于抒情的五言诗得到繁荣发展。然而，物极必反，以至于使个人抒情成为诗歌的全部内容，虽细腻但却毫无“滋味”可言。 二、对诗歌艺术形式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念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追求，这就带来当时的诗歌创作注重艺术形式，如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其纤丽的情思，追求辞藻的华美、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沈约正式提出了近体格律诗的“四声八病”说及声韵理论，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实践，形成了新体诗“永明体”，即如《南史·陆厥传》所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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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在诗歌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造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如齐梁时期的杰出诗人谢朓就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的千古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选择了富有时令和环境色彩的词语来描写，比喻巧妙、色调和谐、对仗工整，浑然天成。谢朓曾经说过“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这就要求诗歌语言的清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相统一，如《游东田》“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此诗情景相生，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戚戚”“阡阡”“漠漠”等双音词的运用，使得音韵铿锵而富于变化。 然而过分僵硬地遵循格律声韵的理论，声病的限制，也不免对诗歌产生负面影响。这在钟嵘的《诗品序》中对当时声律之风提出的批判可见一斑：“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在辞藻方面，追求华美及骈偶的运用。刘勰在《丽辞》中对于偶对进行了分类论述“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与此同时，讲究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其纤丽的情思，形成了“宫体诗”。宫体诗在格律方面在继承永明体的基础的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注重辞藻、对偶、声律。然而过分注重辞藻华丽的追求导致了“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这种过分强调辞采反而使其情理被遮蔽而更加不明，致使诗歌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如萧纲的《咏云》“浮云舒五色，玛瑙映霜天。玉叶散秋影，金风飘紫烟。”

诗歌中的用典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诗歌的底蕴与历史感，但是过分的运用反而伤害了文学艺术的抒情本质，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言：“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当诗歌成为历史典故的堆砌，便失掉了诗歌的根本，成了胸有点墨炫于人的手段。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关于诗歌本质的审美观，对当时诗歌艺术形式，特别是诗歌的语言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形成了新体诗，并为后来的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过分片面地追求形式美，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诗歌的抒情本质。 三、对诗歌境界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真实”文学本质观，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诗歌境界的创造上，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更侧重于追求一种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自然境界，在此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实践以东晋的陶渊明为代表。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即追求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同时更重要的是其诗歌艺术的总体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他所独创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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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题材——田园诗，此题材多描写的是田园景物的甜美与田园生活的质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陶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无意于模山范水，注重的是主观精神与客观景物的相与为一，正与创作主体的虚静要求相契合，并且点出了言意之辨，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注重一种抽象的自然境界中的真实，语言并非未经锤炼，只是不露痕迹，正如元好问所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与之相对不容忽视的是开创山水诗题材的谢灵运在诗歌中所追求的真实的自然境界，唐释皎然在《诗式》中说：谢灵运诗歌的“自然”，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并且，沈德潜曾将谢灵运的诗歌与陶渊明作比较，“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

此外唐朝伟大诗人李白所追求的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源于元嘉三大家之一鲍照的影响，被其称之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鲍诗《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全诗只言一字“愁”，却并未直接疾呼，而是“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沈德潜《古诗源》）

无论是谢灵运诗歌的写实，陶渊明的写意，还是鲍照的拟乐府，都旨在创造一种真实的自然审美理想。由此而得诗歌本质的真实观，对当时诗歌境界的创造有着极大的影响，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新的诗歌体裁——田园诗与山水诗，并达到一个高峰。同时，对于后来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对于当时及后来的诗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唐诗的繁荣。但是由于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过分运用各种表现技巧使得作品内容贫乏，情调低下，风格绮靡。然而，不可否认自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始，文学才获得了独立而繁荣发展的可能。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胡红梅，胡晓林.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11，（2）：147-152.

[3]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