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高 谦

（大同大学 大同师范分校 中文系，山西 大同 037039）

摘 要：《左传》叙事突出主题，叙事的要素完备，叙事手法丰富，叙事时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和人物性格的发展，是我国传记文学的萌芽。

关键词：左传；叙事艺术；主题思想；文学因素；情节；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07-02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传《春秋》侧重点各有不同，宋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既是历史著作，必定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讲究叙述历史事件和描写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

《左传》叙事有它的主题思想。《左传》传《春秋》，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它较《春秋》更为详细地论述历史事件的目的是在于充分运用历史事实，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迎合《春秋》大义，宣扬儒学道统，也就是从叙事的角度上表明作者自己的立场、宗旨，达到与《春秋》紧密配合的目的。《春秋》记事的灵魂，主要是劝惩。一是劝恶扬善，即提倡道义，从成败中引发教训。所以，《孟子·藤文公下》中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俱，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春秋》之作，是孔子用以定名分、制法度、息邪说、禁暴行的。二是提倡尊王攘夷，提倡王霸、王道，强调以社

会等级秩序为核心的“礼”。《左传》叙事紧紧抓住“春秋大义”，尤其突出的是对“礼”和“义”的宣扬，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完全来源于“礼崩乐坏”，而“义”是“礼”的内涵，所以《左传》中不断地强调它们的作用。如晋文公想称霸诸侯，子犯就以“民不知义，未安其居”、“民不知礼，未生其共“（僖公二十七年）的道理来开导他，导民崇礼知义，终于在城濮之战中打败楚国，一举称霸诸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连一个儿童都懂得用合不合“礼”来预测战争的胜败。《左传》中反复出现“礼，国之干也”、“礼，身之干也”一类话；又不断用“礼也”二字来赞赏某事合“礼”，用“非礼也”来批评某事不合“礼”。同时，《左传》认为“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僖公二十八年），所以书中总是将“义”放在重要位置，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昭公三十一年）。将“礼”、“义”的思想贯穿于叙事之中，劝人为善，惩治诛挞恶人恶行，达到使人明白“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目的，这些，都表明《左传》作为《春秋》的经传，不仅与《春秋》精神一致，而且进一步用历史事实阐发了儒家学说的要义。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记事一般只用一句话交代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叙事要素并不完备，《左传》则用“赋”的手法，将历史事件的原因、具体经过详细记述出来，叙事要素完备。如叙述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晋楚争霸的一场大战，详细描述了战争起因、开始和经过，在具体描述战争时，又分两层来写：先写临战时楚王不想打，子玉却坚持要打，楚国君臣内部不统一，已失去获胜先机；晋国晋文公则与臣下同心，一方面通过外交孤立楚国，一方面利用楚军弱点，从气势上压倒敌人。在交战时，晋国避强击弱，先剪除楚军右翼，再用假装退兵之计击败楚军左翼。最后交代了晋国获胜后的举动，为晋文公称霸诸侯作铺垫。全文事件复杂而又条理清晰，摇曳多姿。“郑伯克段于鄢”也是叙事要素完备的一段历史记述，从郑庄公兄弟和母亲的关系写起，写到段如何在母亲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做大，直至有了可以篡位的实力，另一方面郑庄公严密监视，终于段母子在准备里应外合之际，郑庄公一举剿灭了叛乱，段出奔，叙事到此并没有结

束，最后又叙述颖考叔献计母子大隧相见，交待了郑庄公如何处理和母亲的关系。整段叙事从母子关系起到母子关系止，清楚详细。

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富”就是说《左传》叙述历史事件完整。《左传》的历史叙事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但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由于是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同时《左传》采用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主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为了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叙述清楚，作者除了以时间为顺序进行顺叙外，还注意抓住中心事件为线索，避免平铺直叙，运用多种叙述方法，张高评在《〈左传〉之文学价值》中总结归纳了《左传》有三十种叙述法：正叙、原叙、顺叙、逆叙、对叙、类叙、侧叙、带叙、串叙、虚叙、追叙、连叙、插叙、暗叙、婉叙、平叙、言叙、语叙、琐叙、补叙、陪叙、突叙、预叙、提叙、结叙、拖叙、错叙、搭叙、夹叙。尽管总结出的这30种叙事法有交叉重叠的现象，但也见出《左传》叙事法之丰富。如发生在僖公三十三年的崤之战，战争前，秦军誓师出发时，蹇叔哭师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卜偃借晋文公之口说：“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都是预叙，即预先叙述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倒叙、插叙和补叙运用更多，常用“初”引起，以便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隐公元年叙“郑伯克段于鄢”开始就倒叙，“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然后才展开郑庄公与共叔段斗争故事的叙述。

《左传》虽不是纯文学著作，但却有显著的文学因素。在《左传》中，作者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常以生动细致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形象。一般来说，史籍记载中，越是生动细致的情节，其可信度越低。对这一点，钱钟书先生有精妙的论述：“或为密室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

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厌心。……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之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管锥编》）介之推母子偕逃，既已偕逃，母子的对话谁人能知，可见作者是有意地为增加叙事的生动有趣，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设想、揣摩，添加了不少虚拟的成分，而这些虚构并不是违背了史实，恰恰是更好地再现了历史，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观念，同时使《左传》这部历史著作富含了文学性，成为我国最早的丰富多彩地展现人、描写人的作品。

《左传》中生动细致的情节，往往体现在对人物的一个小的行动或一句简短的话语上，一般不进行人物的外貌神态和心理描写，因为只通过行动和语言的记述，人物的神情和心理已一览无余。如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亡到秦国，“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奉匜沃盥，即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重耳与文赢两人的神态、心理都可通过两人的动作与语言体现处来，文字虽短，可谓传神之至。秦穆公宴请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穆公、重耳和赵衰3人的语言动作都是他们心理思想的外化，在“重耳出亡始末”的叙述中，这样的描写极多。

叙事离不开写人，《左传》在叙事中写人时注意人物形象刻画，展现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些描写展示了人物性格复杂或曲折成熟、发展的过程，写出了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性格发展的动态变化。如晋公子逃亡十九年，历尽艰险，终由一个不谙世事、脾气暴躁、贪图享乐的贵公子而变成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成为春秋的一代霸主。重耳刚出逃时，在狄娶妻生子，然后游走列国，备受冷眼，饱尝炎凉，等到了楚国与楚成王对话时已历炼成应对裕余的成熟政治家了。楚灵王即位前争胜好强，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不仁，骄奢狂妄，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晚年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悔恨。秦穆公也是作者刻画的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尤其在“殽之战”中集中体现了秦穆公的性格，从一得到

来自郑国的消息，不听蹇叔的多方劝阻，固执地决定出师，到兵败郊迎三帅而向师大哭，前后判若两人，但联系秦穆公在《左传》中所有表现，这才是真正的那个春秋霸主秦穆公。《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而且许多人物描写得个性鲜明，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善与恶、义与奸作充分展示，表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个人感情与评价。读者读完重耳和秦穆公的故事，都会对他们产生喜爱或敬重之情，相反，会对骊姬和二五耦产生厌恶或憎恨之感。

由于《左传》编年史的体例，其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但如果将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在一起，就近乎一篇人物的生平传记，如郑庄公、晋文公、郑子产、齐晏婴等。纪传体叙述体历史尽管是司马迁独创，但显然是借鉴了不少《左传》的叙事方法。陈柱《中国散文史》说：“《左传》体奇而变，其流为《太史公书》；《国语》体整而方，其流为班氏《汉书》。”《左传》叙事写人显然具备了一些纪传体历史叙事的因素，可看作是我国传记文学的萌芽。

《左传》叙事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其中不少叙事手法为后世文学家和史学家借鉴、继承。历史学者对《左传》叙事艺术都称赏不已，以唐刘知几评价为最：“左氏之叙事也，……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及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