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园田居五首（赏析选其三）
其 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五首》，属于组诗，作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即作者归田后的第二年、四十二岁之时。
这是第一首，表现作者对田园生活的赞颂，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官场社会的憎恶。由于作者几经仕宦，谙知社会黑暗，他“不堪吏职”，在去年（405）仅作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便毅然辞官归田。因为刚离尘世，愤激之情甚烈，故诗一开端就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说自己从小就没有适合世俗的情调，本性爱好大自然山水，这显然是牢骚与愤懑之词，为自己归田作了极好的说明，亦为以下赞颂大自然埋下了伏笔。
因为本性爱好自然，根本不应入世，所以说：“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用“尘网”喻社会，说明统治的苛严。“尘网”前冠以“误落”，深表自己对以往出仕的悔恨。十三年，是指作者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廿九岁为江洲祭酒，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四十一岁时辞去彭泽县令，整整十三年；一作“三十年”，多数注者认为是错误的，而逯钦立先生则认为是夸张之司，极言做官时间之长。他举《史记·匈奴传》：“秦灭六国，而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而《蒙恬传》则称：“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伐戎狄”为证（见逯校注《陶渊明集》）。这种解释，仅供参考。
而当时在官场的心情是怎样的呢？“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作者没有直说，而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借用“羁鸟”、“池鱼”两个比喻来暗寓自己的处境和心绪，说明自己极不自由，极端苦闷，从而希望返回“旧林”、“故渊”，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曲折而储蓄的语言里透露了他愤世嫉俗的感情。此二句以鱼鸟喻己，与第三句以“尘网”喻社会是紧相照应的，从细微处可见作者构思的缜密。
作者终于以果决的行动摆脱了“尘网”的束缚，实现了归田的愿望：“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他开辟荒地，不辞稼穑艰辛；生活贫困，不畏衣食饥寒。他常在诗文中表现他的人生理想：“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安贫乐道，以此为洁行。这在当时追名逐利、安富尊荣的社会风尚里，是为
人所料想不及的，而作者却不顾时俗的拘囿，独标高格，以“守拙”为荣，正可见他情操的高尚、理想的纯真。沃仪仲说：“有适俗之韵则拙不肯守，不肯守拙便机巧百端，安得复返自然？此句如负重乍释，真觉快乐”（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引）。后世极为称颂他“守拙”的人格，萧统说读了陶文，则“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渊明集序》）；钟嵘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诗品》）。
作者安于田园生活，并极写它的美好：“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是一幅和平恬静、安适自在的图画，诗人感到冲出“尘网”、“樊笼”的喜悦和得以生活其间的快慰。这纯朴平静的生活恰是与“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的虚伪狡诈、勾心斗角、犹嚷纷乱的污浊社会相对照的。作者对田园生活的赞美，实际是对人事社会的鞭笞，不过这是一种暗写，寓针砭于褒奖之外，它不露声色，如同戏剧中的潜台词。
作者描绘田园画面，有如电影镜头，渐渐从近景推至远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依依”二词把景象描绘得传神如画，你好象看到远景的真切，但又不甚分明；朦胧的炊烟，袅袅上升。作者把远景与近景连接起来，使人感到田园风光辽阔无际，美不胜收。
以上六句是作者通过“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墟里”等静物来表现静谧的环境；接着，又用另一种相反的手法，以有声来反衬它的幽静：“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狗吠”、“鸡鸣”，都是有声的，有声则不显“静”。可是从“深巷”中发出的狗吠，“桑树巅”上传出的鸡可历历辨析，就进一步哄托了环境的安静。如果外界喧哗扰嚷闹成一片，则听不见狗吠鸡鸡，更不能清楚地辨析。这种以动托静、以声显寂的手法，梁朝诗人王籍在《入若邪溪》中也用过：“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相比这下，陶意含蓄，艺术境界更胜一筹。所以苏轼对“暧暧远人村”四句非常赞赏，说是“如大匠远斤，
无斧凿痕”（见都穆《南濠诗话》）。
农村，不仅田园静美，而且室内悠闲：“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无尘杂，是指没有世俗的应酬，没有官场的繁文缛节，没有仕途的明争暗斗，一切是那样的清静无为、闲适自得。作者把室外室内的恬静安适、环境心境的平和宁静融为一体。清代方东树对其描写极为称赞，他说：“‘方宅’十句不过写田园耳，而笔势骞举，情景即目，得一幅画意。而章节铿锵，措词秀韵，均非尘世吃烟火食人语”（《昭昧詹言》）。
末尾两句总收全篇：“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归居田园，象飞出笼中的鸟，跳出网中的鱼，特别感到舒畅欢快。只有体验过官场倾轧痛苦的人，才能感受这清静悠闲的乐趣。末三字“返自然”与开头“爱丘山”志趣吻合，首尾照应，结构严谨。
全诗抒情、写景、叙事融为一体，杂以动静相托，远近相连，内外相依的手法，把田园风光、人生乐趣写得水乳交融。从平淡中见思想的深蕴，质朴中见感情的丰腴。语言通俗，叙写真实，艺术上颇见锤炼功夫。
·苏者聪
其 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这首诗是《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二首，写作者归田后的闲适自得生活和对于庄稼的浓厚情感。全诗可分为三层：开端四句是写田园生活的静謐；中间四句是写生活在田园与田夫野老相得的志趣；末四句是写作者对农作物的关注和与之共命运的情感。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中的野外、穷巷，是与繁华闹市、官场争斗相对立的。轮，车轮。鞅，驾车时马颈上套用的皮带。轮鞅，指车马。这两句写农村荒野僻静，少有应酬交往。农村虽处“野外”，只有“穷巷”，但却没有“人事”的烦恼和“轮鞅”的喧哗，作者暗中流露出欣喜快慰之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荆扉”，是柴门。这两句写作者归隐后生活简陋愉快，思想单一纯真。这在《答庞参军》诗中亦有描写：“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他安贫乐道，以守志为荣，以幽居为乐，“以善自名”。“绝尘想”三字，看出他摒弃了个人利欲杂念，与当权者作了最后决裂。这是由于“立善”的信念支持着他，使他保持了名节。
从这两句诗我们看到作者初归田园，颇有几分闲适，这在其它诗文里也有记载：“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赋诗，饮酒弹琴，过着悠游自得的生活。他开初的劳动不象后来那样艰苦，生活也不象后来那样贫穷。这是因为他刚辞彭泽县令，
还略有余资，犹有储存。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隐士》）。故在衣食温饱之余，得以逍遥自乐，这正是初归田园时的生活写照。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曲中”，一作“里人”。似以“里人”为是。作者在耕作之余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他没有封建士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这比起在官场“束带见督邮”的拘谨来，是多么自在！“时复”二句，生动地写出诗人劳动之余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
他们攀谈些什么呢？“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不言它事，唯道桑麻，说明已无尘世的奢想。如黄文焕说：“一切出仕应俗之苦套，不复入耳目矣”（《陶诗析义》卷二）。他归田后专心致力农事，对亲手种植的庄稼十分关切，他是真心归耕田园，不象某些人为了窃取名利而假隐，也不象某些人虽不满统治者，但又眷恋利禄而作的“中隐”，他是从思想上行动上与统治者作了真正的决裂。他身在田园，志在田园，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清代温汝能说：“‘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陶诗汇评）卷二）。
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而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而忧虑，故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这种关心农事，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
对作者寄慨田园的诗歌，我们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方东树说：“‘桑麻日已长’以下乃申续乐意耳。只就桑麻言，恐其零落，方见真意实在田园，非喻己也”（《昭昧詹言》），这评价是符合诗人创作思想的。但也曾有人违背作品原意去任意比附，以见微言大义，把这首诗硬说成是政治诗。如元人刘履说：“然我之生理有成，而志愿已遂，但恐天时变革，
霜霰凋伤而零落同于草莽耳。盖是时朝廷将有倾危之祸，故有是喻。然则靖节虽处田园而不忘忧国，于此可见矣”（《选诗补注》卷五）。其实完全是牵强附会，歪曲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们认为结尾两句忧念农事，形象鲜明，含义深邃，恰妙在不假雕饰。
全诗质朴自然，不借典故，不用丽藻。叙事写物，朴实无华；抒情遣兴，真切直率，“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朱子文集》）。语言明白省净，韵味幽深，耐人咀嚼。
·苏者聪
其 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是《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三首，叙写了农事劳动的艰辛和劳而无怨的思想。
“种豆南上，草盛豆苗稀。”上首诗写桑麻，这首写种豆，在组诗中次序井然。“种豆南山”，于写实中活用典故，《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借以表现对荣名利禄的鄙视。作者虽志在田园，但初归时的劳动效果不大理想，庄稼长得不好，豆苗还没有草多。这一方面是因土地荒芜贫瘠，杂草丛生，地广人稀，难以根除；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善于劳动，一个封建士大夫，刚离官职的
县太爷，既没有耕作经验，又没有耕作能力，种不好庄稼，也是情理中的必然。他对“草盛豆苗稀”的状况是不甚满意的，但不文过饰非，这符合他一贯“任真自得”的性格。萧统说他为人率直，不矫饰言辞，曾与人饮酒，不论贵贱，若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渊明传》）诗人襟怀坦荡如此。钟惺说：“幽厚之气，有似乐府。储、王田园诗妙处出此”（《古诗归》）。
尽管豆苗长得不景气，可他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晨兴”，写早起；“带月”，写晚归，看出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辛劳。“理荒秽”，写他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作者在其它诗中也记载过这种劳动的艰苦：“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尽管每天劳动时间很长，从日出到月出，身体很疲惫，然而诗人没有丝毫怨言，反而用“带月荷锄归”的悠闲笔调写出他劳动后的轻快。我们好象看见诗人在月出山岗之后，心满意得地扛着锄头，哼着诗句，漫步归家的情景。此时，人与月与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诗人心灵的舒畅，通过艺术的笔触，净化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美、精神美、诗歌美，活脱出一个美好静谧的意境和悠闲自得的形象。“带月”句可说是神来之笔，它变劳苦为欢快，化困倦为轻松，具有点染之功。温汝能说：“‘带月’句，真而警，可谓诗中有画”（《渊诗汇评》卷二）。陈祚明说：“‘晨兴’四句，风度依依”（《采菽堂古诗》卷十三）。可知这数句诗的艺术魅力。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道，是指从南山归家途中的小道，它偏僻荒野，草木丛生，难以行走。这并非是指人们“共来往”的道路，所以上首诗不能据此来解释“披草”为“拨开草”。“草木长”的长字，不读上声，而读平声，是说草长得很高。这两句是进一步写田园荒芜，归耕艰难。以上六句叙写耕作生活，真切朴实，宛如在目。方东树赞颂说：“真景、真味、真意如化工，元气自然，县（悬）象著名”（《昭昧詹言》）。
最后作者抒发感慨：“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夕露沾衣，本使人不快，而诗人却说：“不足惜”，只要使“愿”无违。他的“愿”究竟是什么？它既有儒家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思想，亦有道家的反朴归真、顺应自然的意念，并且这二者常常融为一体。因此，他把劳动当作 “立善”的手段，精神的寄托，生活的依靠，理想的归宿。只要保持名节，他劳而无怨。末两句在诗意上作一转折，使作品进入一个思想高度，韵味悠深，耐人寻绎。清杨振纲说：“文章之妙，全在转者，转则不板，转则不穷”（见郭绍虞《诗品集解·委曲》注七所引），方东树说：“末两句当换意。古人之妙，正是能断、能续、能逆、能倒找、能回曲顿挫，从无平铺直衍”（《昭昧詹言》）。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这首五言诗，主要是采用“赋”的手法，通过叙事来表现思想感情，其中没有景物的描写、气氛的烘托，也没有比兴的运用，几乎全用叙述，只在末尾稍发议论，以点明其主旨。全诗叙写真实，发自肺腑，所以《后山诗话》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藏海诗话》说：“子由叙陶诗，‘外枯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乃是叙意在内者也。”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说这首诗是“五古中之精金良玉。”陶诗受到中外诗评家的如此赞誉，可见其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
·苏者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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