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乾先
来源：《艺术评论》 2012年第11期
2012年七夕，杨丽萍担任总编导并领街主演的舞剧《孔雀》全球巡演，在昆明海埂会堂启幕。每当杨丽萍舞完一个舞段，演出堂内都会发出热烈的掌声；演出场外，380元一张的座券卖到了1500元。舞剧《孔雀》的创作演出，是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成果，为云南民族舞蹈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可以探索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当代精神”
“当代”是一个共时性的词语，“当代”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社会制度、政权法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上都有差异。每个“当代社会”都有它的“当代精神”。“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时期，它的“当代精神”就是改革开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传承创新。这也是我们的“时代精神”。舞剧《孔雀》基本是以“现代舞”的理念、审美、方法和技巧创作出来的，焕发着“现代舞”的精神。“现代舞”产生于上世纪初的欧美国家，[1]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现代舞”才大量引入，可以说已在中国土地上发展生根。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昌盛；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在云南出现象《孔雀》这种形态的舞剧。
杨丽萍及其团队是充满改革开放发展创新“当代精神”的一个群体。其中昆明人高成明是《孔雀》的副总编导、舞蹈总监，[2]他1971年进入云南省歌舞团学舞蹈，1984年毕业于北舞院，留校工作期间担任系副主任。1992年受聘于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先后担任排练总监、编导、团长、艺术总监及广东舞协副主席等职，他创作的《罡风》、《原罪》、《古风随想》等作品，曾获文化部，俄罗斯国际现代舞比赛大奖，多次在国外讲学和出任国际比赛评委。他编导的《梦白》是以“现代舞”的形式表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舞蹈剧作，曾在昆明演出，使人开了眼界。他是我国“现代舞”的一个姣姣者，他承担杨丽萍的副手，表现出云南人勇于担当的“云南精神”。美术总监、舞美服装造型设计叶锦添，曾以电影《藏龙卧虎》获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和英国影艺学院“最佳服装设计奖”；作曲三宝，总顾问张苛等都是硕果累累，艺术个性鲜明，富有很强创新能力的音、舞大家。著名歌手萨顶顶创作主唱主题曲。在杨丽萍的统领下，舞、音、美诸多大家通力合作打造的舞剧《孔雀》，理当是一部成功的杰作。
哲理深邃的大架构
舞剧《孔雀》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为全剧的结构框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是大自然运转的一个基本规律；春生、夏长、秋成、冬终，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对应着生命的生长成终四大节点；春绿、夏蓝、秋黄、冬白，一年四季的色彩，表现着斑斓的人生：春风吹绿的大地，万物萌生；晴朗的夏日，蓝天大海任人翱游；金黄的秋天，硕果累累；冬日的白雪，是人生的洁净。这个框架富有诗意和哲理。《孔雀》用一个新编的神话故事，把大自然和生命的基本运转规律纽结在一起，揭示了自然与生命发展规律的“天人合一”。《孔雀》的春夏秋冬和生命的生长成终的大构架，看起来是一个直线型结构，其实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生长成终转承轮回却是一个隐蕴在理念里的“圆”。一年四季划了一个圆，一次生命也划了一个圆，一次圆又一次的圆，生生不死，圆圆重合，返复旋转成为螺旋形上升的事物发展规律，这是唯物辩证的哲理。“圆”在中国是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是圆满、完满、团结、团圆、和谐、永久，和和美美，完完全全的理想境界，《孔雀》的结构框架有着深远的东方哲理意蕴。
生命与爱，或者说“死”与“爱”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孔雀》始终把握着这一主题：它的“春”与“冬”基本上表现的是生命；“夏”与“秋”表现的是爱情。第一幕有4个舞段，
表现的是生命、万物在春天里萌生，最后一个舞段是杨丽萍的《雀之灵》——寓意在春天里孕育出了杨丽萍这个“孔雀精灵”，这个“舞神”。第四幕“冬”：大雪漫天，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几个“隐士”似的人物在大雪中漫步回归， 花自飘落水自流，质本洁来还洁去。[3]清高淡泊的人生，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回归大自然，绘制出了一幅道家“空”的意境图。杨丽萍一曲“涅”独舞，表现了“圆寂”的安祥，“冬”是一首舞蹈诗，咏叹了人生的圣洁和豁达大度的生死观。
“夏”与“秋”表现的是爱，是爱的纠斗、磨难和爱的回归。爱在当代纷繁复杂：“潇洒走一回”，“不求天长地久但求一朝拥有”，爱情至上，为爱而死被视为圣洁崇高，为爱去跳河，何不留得生命，对社会做出爱的奉献。文明社会的爱是有理智的，有责任的。《孔雀》对爱表示出了严正的态度：杨丽萍饰演的孔雀萨朵，是“美神”，是一座爱的座标。孔雀嘎雅为了爱付出爱，得到表彰；乌鸦路斑为了爱攫取爱，受到严惩，这是人类对爱应有的道德标准。在孔雀嘎雅与乌鸦路斑为爱的搏斗中，编导巧妙的设计了一个情节：孔雀嘎雅被剥夺了全身羽毛，赤裸了上身，此时给他安排了一段十分精彩的“半裸舞”，表现出编导、演员对“现代舞”理念、审美、技巧把握的深厚功底：在“纯粹的动作形式上进行开掘”[4]，突出张扬了舞蹈本体的表现力。
《孔雀》以“时间”、“神灵”、鸟笼、卵等为形象符号，用这种“国际化的表述方式”，“大胆颠覆了传统寓言的刻板符号化形象”，表现了生命和自然的规律。“彩旗”扮演的“时间”这一角色，在台上转了近两小时，是《孔雀》的一大亮点，给观众以巨大的视觉冲击。“时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表现的是“时间永不停歇”这样一个常识，不很值得，也不太切题。何不如以“现代舞”的接受观为指导，算是抛给受众的一个“动感信息符号”，给受众一个展开想像翅膀的空间与舞者进行共同艺术创造。在我看来，“彩旗”身着5层圆的白纱裙，不停的旋转90分钟，表现的就是一个“圆”，圆圆重合，象征着《孔雀》的四季轮回，人生转承，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自然、生命的运转规律，更贴切《孔雀》的哲理主题。
《孔雀》是以“现代舞”的理念、审美、方法和技巧进行创作的。“现代舞”诞生于上世纪初的欧美国家，是“西方文化”，现今已成为流传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一个大舞种，这是应当深入研究的。《孔雀》基本上是一出“现代舞剧”，她出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最多，民族文化富集，舞种繁富的云南，就是一个创举。《孔雀》创作演出，从建构中国舞蹈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好、很深的研究课题，富含深远的舞蹈艺术哲理。
飞向世界的“东方孔雀”
“飞向世界”不应是简单的“出国演出”，中国民族舞蹈早已演遍了全球五大洲，出国演出已是一件不难的事。如今的“东方孔雀”飞向世界，应像代表“西方天鹅”的《天鹅湖》那样，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欢迎并扎下根。
杨丽萍在《雀之恋》访谈中曾说，孔雀最能代表东方，“东方孔雀”要像“西方天鹅”那样飞向世界。它的美学定位是“新东方美学”。叶锦添是最早在全世界推行“新东方主义”的著名艺术家，两位艺术家的艺术理想指向相同，又有创作具有东方美学特色作品的实践经验，定能将《孔雀》做得东方美学色彩很浓。“东方”是一个有着地域民族内涵的概念，有质的规定性。[5]不能把“东方”说成“西方”。何谓“新东方美学”，就“孔雀舞”而言，它是以中国儒家的和谐为主，在中国特别是在云南大地上整合了印度佛教的善良，以孔雀外形的美丽、性情的温和、体态的圆曲为表述对象，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特质的美学形态。又以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的态度赋于了它新的精神面貌。“新东方美学”是传统“东方美学”的发展创新。杨丽萍出道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那是一个全民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居住的地方，热带雨林中盛产孔雀；她的成名作是在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中扮演的“孔雀公主”。“召树屯”是流传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一个传说故事，是佛教本生经之一，有说来自印
度。[6]有学者认为，存在着一个“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圈”，傣族居住的地方是这个“文化圈”的边沿，是北传大乘与南传小乘的临界点；是中原文化与南亚文化的结合部。中原汉族民间舞多见身缚大舞具的“跑驴”、“推花车”、“鹬蚌相争”、“跑旱船”等舞目。印度舞蹈却少见这种形式。傣族民间舞蹈的“白象舞”、“马鹿舞”、“鱼舞”和“架子孔雀舞”都是身缚大舞具而舞的舞蹈形式。“架子孔雀舞”等是以汉族民间舞的形式表现佛教故事和人物，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结晶。[7]杨丽萍的《月光》、《两棵树》、《雀之灵》都传承升华了这种东方美学的特征。《雀之恋》长6尺、重10斤、价8万的孔雀长尾裙，可以说是民间“架子孔雀舞”的大舞具“架子”的华丽转身，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发展创新，也是服装设计的一大亮点。杨丽萍富有东方美学特色的经典舞作《雀之灵》等，都保留在《孔雀》中，是舞剧最
精彩的舞段，《孔雀》所创作出来的“雀之恋”是高峰，表现出鲜明的“新东方美学”的特征。
有一派“现代舞”者，他们断然拒绝传统，要标新立异，创造属于自己的流派，他们的舞作往往很离奇，主观性很强，使受众难以理解。这和我们的“非遗”保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思路不同。古典芭蕾《天鹅湖》、《吉赛尔》中有许多“整齐对称”的集体舞，也遭到他们的反对。综观世界各地各族的民间舞，多有身着盛装的集体舞。中国民族舞多有炫丽的服装，多变的队形，整齐的动作样式的群舞，它们多是唯美的纯舞，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不知是否为理念所限，《孔雀》中这种唯美样式的集体舞不多，加之高难舞技少见，还有在地上打滚的非艺术动作，因而降低了舞剧《孔雀》审美价值的高度。当然，这种批评是持古典芭蕾和中国民族舞的审美观的，是不能说服那些“无须他人来说我的舞蹈，因为不适合某种类别而不能搞的特许证”的“现代舞者”的艺术立场。
舞剧《孔雀》全球巡演已启航，在今后6个月里，将在全国25个城市进行第一轮演出，明年还将在国内巡演约60场。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们会将《孔雀》打造得更加完美。祝《孔雀》远航成功！
注释：
[1][4] 欧建平：《现代舞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
[2]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大辞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
[3]刘亮：《〈红楼梦〉诗词赏析》，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
[5]牛枝慧：《东方艺术美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6]王懿之、杨世光：《贝叶文化论·从〈召树屯〉看傣泰文化渊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聂乾先：《云南民族舞蹈文集·傣族佛寺壁画舞蹈判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
聂乾先：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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