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先生传》：阮籍矛盾、苦闷一生的写照共12页文档

内容提要 在写于其晚年的《大人先生传》一文中，阮籍描绘了“士君子”、“隐士”、“薪者”和“大人先生”等四种人格意象。对于这四种意象所代表的意义，历来有颇多的解释，比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这四种意象，很有可能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种观点。但笔者以为，作为其晚年的作品，阮籍在这里所做的，极有可能是对其一生的回顾、总结。“士君子”、“隐士”、“薪者”三者则是代表了阮籍一生不同阶段的精神状态，“大人先生”则是阮籍的精神归宿所在。而矛盾和苦闷之情，则充满着阮籍的一生，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阮籍 矛盾 苦闷 现实压力 精神境界

作者李琦峰，浙江大学入文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何善蒙，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杭州310028) 一、“士君子”意象与阮籍早期的名教理想

伏义在《与阮嗣宗书》中这样评价阮籍：“雅性博古，笃意文学。积书盈房，无不烛览。目厌义藻，口饱道润。俯咏仰叹，术可纯儒。”作为士族子弟，阮籍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并以之为个人的道德理想和处事原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点是可以在其《咏怀诗》中得到印证的：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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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闵相与期。(十五)诗、书是儒家的经典，很明显，阮籍从小开始就接受着儒家经典的教育，这与阮氏作为儒学世家的事实是密切相关的。诗中的颜、闵则分别指的是孔子的弟子颜渊和闵子骞，二者都是以德行出名的，颜渊以守道穷居而得孔子的称赞，闵子骞则以孝行闻名。很显然，在青年时期，阮籍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的理想的，并且以颜、闵自期。

阮籍的这种名教信仰至少延续到正始之际，这除了与他出身有密切关系之外，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曹操死后，曹丕受禅为帝，建立魏国。不久，刘备、孙权相继称帝，三国鼎立的格局形成，与汉末的战乱纷扰相比，社会处于一个暂时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曹丕对以仁政教化为主的儒学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黄初五年(224年)，魏立太学于洛阳，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同年，曹不下诏曰：

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蔽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目玩其辞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魏书?文帝本纪》)

这无疑表现出了他对儒学的肯定和重视。曹丕死后，明帝曹睿继位，继续重视儒学，认为“尊儒贵学，王孝之本”，“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须臾离者也。”(《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很明显，在当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之下，曹魏政权由魏武之际的“名法之治”开始有了向儒学转向的趋势，至少，在这个时候，儒学开始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家世和现实的政治状况的双重作用，使得早期的阮籍自然而然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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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要求自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理是克”(《大人先生传》)。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平治天下的意识：

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成。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垌。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六十一)在这里，阮籍的少年气概可见一斑。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疆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三十九)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四十二)壮士也好，英雄也罢，阮籍在这里无疑地表现出了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精神。这种建立功名的理想和积极的人世精神，与《大人先生传》中“士君子”行为则毫无二致： 扬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事奉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大人先生传》)因此，可以说至少在这个时期，阮籍是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的，所以，《晋书》本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即此之谓也。

任何思想者的思想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他自己的影子，阮籍也不例外。作为儒家形象而出现在《大人先生传》中的“士君子”，实际上也就是阮籍早期的影子。所以，可以这么说，《大人先生传》中对于“士君子”的描述，实际上是阮籍对于自己早年理想的一个回忆、概括。 二、“隐士”意象与正始之际阮籍的避世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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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阮籍早期的这种儒学治世意向，仅仅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而已，在现实的政治环境和其双重人格。的面前，这种理想必然是要破灭的。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即帝位，改元正始。曹芳八岁即位，年幼无知，懦弱无能。而作为辅政者，宗室曹爽固执浅薄，骄奢淫逸，辅政擅权。相反的是，同样是作为辅政者之一的司马氏集团的首领司马懿，老谋深算，曹氏集团已无能与之相抗衡之人。这样，司马氏韬晦待时，对曹魏政权虎视眈眈，曹魏政权已经明显地走向了衰落。于是，原先暂时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不见了，社会又开始陷入混乱和不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阮籍的名教理想还能有所作为吗?名教的理想不但难以济世，而且极有可能引火烧身。于是，阮籍不得不放弃原先积极人世的儒学精神，退避逃匿，远离权力中心，不与世事，以求保全自身：

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晋书?阮籍传》)

违由鄙钝，学行固野，进无和俗崇誉之高，退无静默恬冲之操，猥见显饰，非所被荷。旧素旭瘵，守病委劣，谒拜之命，未敢堪任。……岂降期会，以避清路。毕愿家巷，惟蒙放许。(《辞蒋太尉辟命奏记》)这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阮籍此刻的言行，与其早期的意气风发相比，差别是何等之大。

正始十年(249年)，曹爽随魏少帝曹芳到洛阳城外的高平陵祭扫明帝，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迅速出兵占领各要地。曹爽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一筹莫展，只好束手就擒。结果曹爽及其主要的党羽被全数诛灭。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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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集团表面上宣扬名教，而实际上则滥施刑罚，大量剪灭政敌，诛杀名士，政治环境更为险恶，社会异常动荡不安。“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忧惕惊。”(《世说新语?规箴》注引《名士传》)在这种现实的面前，“济世”不但是不可能的，相反极有可能会自身难保，这样，阮籍的名教理想不得不破灭了。名教救不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不了现存的社会秩序，相反只能给人带来虚伪和束缚。这一切都让阮籍感到厌恶和愤恨：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六十七) 于是，阮籍旋即转入了对自身早期的名教信仰的批判，同样，这也是出于对现实的鞭挞。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认为“士君子”所崇尚的名教社会，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吉宅”，但实际上却是到处充满着危险和布满陷阱的，就跟匿于裤中的虱子一样。“汝独不见乎虱之处裤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乎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裤中而不能出。”(《大人先生传》)士君子处世，其实也就这样。“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子之处裤中乎?悲乎!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己。”(《大人先生传》)而且，士君子所极力维护的名教社会和礼法制度完全是不合理的，是社会之所以混乱的根源：“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大人先生传》)既然名教的礼法是纯粹束缚和扼杀人性的东西，又怎么值得让人以之为终身的信仰、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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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不行的。所以阮籍主张超越名教，超越现实去寻找真正的自由与逍遥：“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大人先生传》)，“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二十四)，其此时的遁世之心可见一斑。所以，《晋书》本传称：“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逃避现实，无疑是阮籍在那种黑暗不安的政治形势下所能做出的最为符合逻辑和个性的选择。“人不可以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吾将抗志显高，遂终于斯。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齐颜。”(《大入先生传》)隐士的这段话，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契合了阮籍的心理的。既然自由和理想在现实的名教秩序中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那么只能逃离于名教之外，去实现自身的追求。 猗与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七十四)这里，阮籍当时的心态表现得相当明确了。处于曹魏之季世，大道陵迟，世间的人都驰骛于荣辱，争斗于名利，“道”在现实中不复见了。所以，阮籍希望能够步巢父、许由之后尘，做一个遁居河滨，超越世事的隐士，以一种超越的方式去寻找真正的“道”，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四十五)。

三、“薪者”意象与后期阮籍的精神超越

应当说“隐士”的那种“与木石为邻”、“与造化为友”的精神倾向是阮籍所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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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三) 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古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三十四)在这里面，阮籍所流露出来的无疑是一种遁世隐逸的情感，与隐士无二。但是，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马上又对“隐士”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他认为隐士“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实际上是“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夷体。”(《大人先生传》)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事实上阮籍之所以对“隐士”作出批判，并不是对于“隐士”的精神状态的否认，而是出于现实的压力。在阮籍看来，“隐士”并不能真正得到精神的安宁与稳定，并不能够保持自己的真性和保全自己的生命。

正始之后，“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这与阮籍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二十四)那种超脱尘世的心境是相契合的。但是现实并不能让阮籍超脱于政治压力之外而过一种隐逸的生活。阮籍的生活时刻充满着抉择，充满着危险，《晋书》本传记载：

文帝欲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就是阮籍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而且无法回避。很明显，在当时的形势之下，阮籍只有依附于司马氏集团(至少在表面上是)，才有求得自保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阮籍会相继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处任职的原因所在，这是现实迫使然，而非其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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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的学者根据阮籍托身于司马氏这一现象，而认为阮籍“最终投靠了司马氏集团”，从而影响了其形象。我们认为这是对阮籍的误解，至少是未能准确把握阮籍的内心情感。在《咏怀诗》中，阮籍这样描述：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三十三)在这里，阮籍表现出了他内心的苦闷和无奈。阮籍之选择托附于司马氏，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以求自保的无奈选择，而在他的内心之中，则是充满着矛盾和苦闷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此时的心境对他的选择做了最好的解释。所以，这种选择并不表明他“最终投靠了司马氏集团”，相反，“只是借‘朝隐’以完成其人格理想的建构而已”，“只是‘避祸金门’之意而已”，而这也就加强了阮籍的人格形象。

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的这种苦闷的心情也是表露无遗的。阮籍在批评了“隐士”人格之后，对“薪者”做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薪者”之口，阮籍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超越：

是终我乎，不以是终我乎?且圣人无怀，何其哀?夫盛衰变化，常不于兹。藏器于身，伏以俟时。……由此视之，穷达讵可知耶?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在“薪者”看来，圣人是既超越了社会，也超越了生死的，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圣人无怀”，“以道德为心”。弱小的个体是无力对抗无奈的现实的，在这种现实的政治形势面前，阮籍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像嵇康那样死去，或者是依附于司马氏。依照阮籍懦弱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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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前者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对于阮籍而言，这种超越现实、生死的精神之超越是唯一可以选择的。于是，阮籍遂以酣饮为务，遗落世事，现实的纷争在这种精神超越里被消除了，现实的是非在这种精神超越里被消解了。而阮籍的这种依附，对于司马氏的统治而言，也是最佳的选择。也正是这样，阮籍才有可能“朝隐”于晋世，才有可能得以自保。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选择的背后，包含着内心的苦闷和精神的痛楚，而这也成了阮籍晚年生活的基调。

“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李泽厚的话很准确地描绘出了阮籍的精神世界。 四、“大人先生”：阮籍的精神归宿

阮籍的一生充满着矛盾，是在不断地与自己的理想的决裂中度过的，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即如任继愈先生说的那样：

他在名教中看到的是自我的毁灭，而不 是自我的实现。尽管他在自然中找不到逍遥，被事实和逻辑逼回到了现实的名教中来，从理想上认识到只有像小鸟那样在树枝蓬艾间自满自足，在情感上却仍然要超越名教，在名教的外边寻找逍遥。这就使阮籍陷入了恶性循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精神境界。他的自我意识是分裂的意识，苦恼的意识。在这里任继愈先生很精确地归纳了阮籍一生的精神脉络，对阮籍充满矛盾的一生做了精彩的分析。但是有一点值得商榷的是，阮籍的一生中到底有没有确定的精神境界?我们认为，在阮籍的这种精神矛盾和苦恼的背后，是有一个确定的精神境界存在的，而这对于阮籍而言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这种状态就是阮籍所谓的“大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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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人先生传》的一开始，阮籍就肯定了这种理想人格。在阮籍看来，“大人先生”是“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这是阮籍理想中的人格境界。所以，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对之极力赞美，称赞这种人格是真正的“大”。而“大人先生”所具有的精神境界，也就成了阮籍最终的精神归宿。那么这种精神境界究竟是什么呢?在《大人先生传》中，借“大人先生”之口，阮籍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为贵夫世界，而恶知夫世之贱乎兹哉!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富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莫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摇于四运，翻翱于八隅。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薪者”的境界超越了社会，也超越了生死。它让阮籍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超越现实，不谴是非地生存着。但在于阮籍，这种超越毕竟还是在于失控之中的，受着失控的制约，并不是全面的超越。阮籍理想中的超越乃是一种最高层次的超越、完全的超越――大人先生的精神境界。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人先生”不仅超越了世俗，超越了生命，同时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这种超越之中，个体与永恒的宇宙合而为一，与天地为一，摒弃了一切差异和对立，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逍遥。当然，这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而已，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而阮籍即是以此为其精神归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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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阮籍为自己的精神最终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点――“大人先生”。当然这只能是理想化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阮籍是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现实中的阮籍只能是生活在矛盾和苦闷之中。《晋书》本传记载阮籍经常“率意独驾，车迹所穷，则恸哭而返。”这段描述意味深长，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了阮籍现实的生存状况。

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与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鹊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八)

这种矛盾、苦闷的情绪，在其八十二首《咏怀诗》之中到处可见，而这也奠定了阮籍一生的基调。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要接受自己行动所带来的责任而非自己成就所带来的荣耀。 2、每个人都必须发展两种重要的能力适应改变与动荡的能力以及为长期目标延缓享乐的能力。

3、将一付好牌打好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将一付坏牌打好的人才值得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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