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弘道书》是清初学者费密一部的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费氏的儒学观点,以汉儒为宗,力倡实学,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论和中实思想。胡适有感于《弘道书》的独特价值,对费氏家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是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对费密思想评价最高的一位学者。胡适用西方实用主义哲学阐释明清实学,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沟通,体现了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
关键词:费密 弘道书 胡适 实用主义
《弘道书》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著名学者费密留传于今的一部重要著作。胡适先后写《记费密的学说——读费氏遗书<弘道书>》和《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两篇文章,介绍费氏学说,对他们在清学史上的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是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对费氏思想介绍最全面,研究最深入,评价最高的一位现代学者。 一、费密及其《弘道书》
费密,字此度,号燕峰(1623-1699),四川新繁人。从小天资聪慧,好学穷理,但生逢乱世,饱经张献忠乱蜀之苦。20岁时,去昆明探望在外做官的父亲费经虞,途中被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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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用重金赎回。回川后参加了镇压叛乱的斗争。最后回到故乡,祖居一片灰烬,费密万念俱灰,离乡北行。1657年,携家到江苏扬州等地,闭门著书,潜心学问,与当时名流王世祯、钱谦益等交往密切。1673年,成为儒学名士孔奇逢的弟子。
费密在历经劫难后著书立说,融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不仅在经学、史学方面有独特的见解,而且在文学、医学、教育和书法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主要著作有《中传正纪》120卷,《弘道书》10卷,《文集》20卷,《圣门旧章》24卷,《诗钞》20卷、《外集》32种122卷,并完成其父所编的《剑阁芳华集》20卷,《雅论》26卷。清人张邦伸评论说:“蜀中著述之富,自杨升庵后,未有如密者。”【1】遗憾的是,后世对这位大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太少。主要原因是大多数著书已失传,现流传的主要是1920年唐鸿学的刻本《怡兰堂丛书》中《费氏遗书三种》,即《弘道书》《荒书》《燕峰诗抄》,但这仅是费密著作的十分之一。
《弘道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五篇。上卷有统典论、辅弼录论、道脉谱论、古经旨论、原教、圣人取人定法论六篇,中卷有礼乐祀典议五篇和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三篇,下卷为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另外附表十张,图三幅,分表一张。该书集中阐明了费密的儒学观点,以汉儒为宗,力倡实学,反对宋儒的空虚疏狂,是理解费密120卷巨著《中传正记》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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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研究费密思想的重要资料,在我国清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序》中,费密坚定而鲜明地亮出了宗汉儒、倡实学、批宋儒的旗帜。 “圣人之道,著在六经,七十子传之,汉唐先儒继之,以实学裁成英俊,各适于用,长治久安也。”【2】圣人之道的实质是四教,“文、行、忠、信是也,所处不过饮食男女之间,所习不过兵、农、礼、乐之事,非有高远绝伦,杳渺难知之微妙也。‛【3】
在《统典论》中,费密集中阐明了自己道统论。他首先批判宋儒私立道统。“道统之说,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门人亦未言,百余岁后,孟柯、苟卿诸儒亦末言也。……流传至南宋,遂私立道统。‛【4】费密将圣人之道分为“上之道”与“下之道”,他说 “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为治,其统则朝庭,历代帝王因之,公卿将相辅焉。下之道在圣门,相授受而为脉,其传则胶序,后世师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5】他还把这个意思列为《天子统道表》,特别强调“帝王为道之本,行之公卿,讲之以师儒,此支也”。【6】费密的道统,实际上就是帝王公卿治安天下的政治史,道脉则是经学的传授史。他将帝王君师统于道,在清初学人中,堪称独此一家。
在《吾道述》中,费密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中实之道。中实之道是费氏家学,费密认为是传圣门之定旨,先父的谆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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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何谓中实?费密解释说 “盖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倪忽之谓浮。”【7】他主张实行的中实之道,就是着力于日用之事,避免蹈虚。“欲明道行道,实焉中焉,言人所共识,行众所兼通也。”【8】
费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宋代诸儒,说他们:“饰虚矜议,以杳冥不可致诘为道,枝辞争辩为学,袭六经以就其私议。于是性命之学出焉,传心之论起焉,诞浮相尚,圣王修身安人、开国承家之实,咸为后儒所坏乱。”【9】费密批判宋学的言词之激烈,正如梁启超所言:“燕峰是对于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这部书(弘道书)的惊心动魄之言,不在严习斋《四存篇》之下。‛【10】但费密与颜李学派的不同在于,费密不仅重行务实,而且尚知,特别重视圣门之学和道脉传承。
在《道脉谱论》中,费密集中描述了道脉的形成。费密的道脉谱系中包括孔子、 七十子、 秦汉魏晋隋唐诸儒,宋儒中有范仲淹、孙复等,却不包括王安石、朱熹、陆九渊这些被后世尊为大儒的儒者。在费密看来,汉唐说经不离本旨,而宋儒以心性解经,脱离了本旨,不是道的真传。宋代是从王安石开始,提倡说道德性命,继后引起理学的兴盛,理学脱离日用实行和王道,成为一种空谈。
在《圣门定旨两变序记》中,费密提出:“富有日新,备物致用,博施济众,天地合德,此谓圣人。恭厚平直以立身,宽和信让以安人,勤敏谋断以执事,慎耻恕约以修辞,此圣门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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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11】他还作《古经旨论》,强调《六经》是先王用以格上下、通神明、肃典章、施教育、和风俗、安民生的实训,是可实行的。他认为,宋儒以来的学问不是教化所急需,舍弃实用的而崇尚虚言,这在古人那里是找不到的,因而也不是圣人之传。
费密作《原教》谈汉儒与宋儒区别,汉儒因为二帝三王书不尽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因而要借助训诂使其明白,只有通过训诂的阐释,才能使道传承。宋儒放弃汉儒的做法,自出其言,空文相争,论道益幽,使三代风旨文辞沦丧,难以再考察古道之尊。费密认为,宋儒的心性理学,知晓的人甚少,这种独身之学,无法移风易俗,无法施于百姓,也无补于世。
总而言之,《弘道书》的内容博大精深,是费密后半生治学的精华,既继承了费氏的家学渊源,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胡适评《弘道书》
胡适初读费密的《弘道论》,就写下《记费密的学说》一文,介绍费密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介绍费密的思想核心——道统说。胡适说:“费君父子都长于历史知识。故他们第一步便要打破末儒的‘道统论’‛。【12】在详细的介绍费密批判宋儒私立道统后,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父子因为要打破宋儒的道统论,故也提出一种他们认为正当的道统论。他们以为最古政教不分,君师合一,政即是道。后来孔子不得位,故君师分为二,故帝王将相传道统,而师儒弟子传道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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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介绍费密学说的特色——“实”。胡适说:“费氏父子生遭张献忠之大乱,费氏少年时已饱经中国史上最惨的兵乱(他们逃出四川时,费密28岁),故痛恨那无用的道学。”【14】“他们的主旨只是要打破那空谈性理的道学系统,故他们重事功而排空话。”胡适认为费密的崇尚实际主义是自然时势的产物,与颜元、李塨,顾炎武、黄宗羲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产儿。
(3)评价费密学说的学术地位。首先,胡适肯定费密师从孙奇逢,是王学的后人,却能根本推翻王学,把王守仁的良知说看作与周、程、张、朱—例的“吾道变说”。其次,胡适考察费密提倡汉学的原因,是为了推翻宋明理学的“臆说”专制,既然认定那言心言性的理学是空谈,那么汉人的古注古训相对说来就比较切实了。胡适说:“我们看这两位费先生从死亡饥饿里出来,发愿寻那救亡救乱的实道,寻来寻去,到头来还只在汉儒古注里寻着那‘道之源’!‛【15】胡适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段可怜的故事,也是清初“实学”转向“汉学”(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清代一代学术变迁的理由。由此,费密在清代学术史上的代表人物地位不言而喻。
如果说《记费密的学说》仅是胡适匆匆做的读书笔记,那么《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则是一篇重考据、有创意,体现胡适学术特色的论文。
胡适的文章分为七个部分:一、费经虞家传(江都费氏族谱六);二、节录费密的家传(同上);三、费密传(新繁县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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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志);四、费氏的书目(新繁志,艺文);五、孙其逢给费密的手书(载费氏族谱);六、费密答李塨的书(载恕谷年谱);七、费氏父子的学说:(1)费氏家学的道统论,(2)费氏论经学传授源流,(3)费氏的实用主义,(4)费氏议论人的态度。从体例安排上可以看出,前半部分是提供研究费氏的资料;后半部分是评价和介绍费氏学说。
胡适文章最精彩之处,是对费氏学说的评价。胡适认为,费氏学说最鲜明的特色,是他们的实用主义。胡适说:“他们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深深地感觉到宋明理学的空虚无用,所以主张一种实用主义。”【16】胡适用“教实以致用,学实以致用”【17】十个字高度概括费密的实用主义。说得更明白些,就是“修之有益于身,言之有益于人,行之有益于事,仕之有益与国,处则有益于家。‛【18】胡适认为,费氏对于“道”的见解,是政治的,伦理的,实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里,成为高谈性命的根据,而费氏父子那部书里,只看出那“三重”(礼仪、制度、考文)“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的几个政治观念。费氏反复强调,儒
术贵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谈玄理。高谈玄理,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胡适评价说:“拿国家民生作有用无用
的标准,费氏的这些观点,虽然颇近于狭义的实用主义,但这是时势使然,是他们从实践中体验出的结论。他们的这种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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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似浅近,但确是几千年无人敢说、无人能说的大见识,对于打破当时虚空无稽的玄谈有着积极的意义。”【19】
胡适认为费氏开了清代汉学运动的先声。因为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中,费氏特别重视汉儒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们“ 去古未远”, 比后代宋明儒学的臆说更为可信。胡适肯定这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宋明儒者缺乏的就是这种的态度,尽管他们的思想富于自由创造的成分,确有前人所不曾道过的内容。但他们却将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说成是古经要义,孔孟真谛,从而树立自己在学术思想界的绝对权威。而费氏父子的伟大,就在于他们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指出宋儒之学的这种致命缺陷。胡适分析说:“明末清初的学者,承王学极盛之后,所以能抛弃那玄妙的理学而回到那淡薄的经学,正是因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败了,宦官的横行太可耻了,人民深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种种的原因构成了有力的反动,方才有了那样的大觉悟,方才有了那样的大决心。‛【20】
正是基于对费氏学说的这两大贡献,胡适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他说:“ 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 一面尊崇汉儒, 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 的风气,他们真不愧为时代精神的先驱者” 。【21】
三、胡适评《弘道书》的特色
胡适青年时代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实证主义大师杜威研究哲学。他一生都反复申明他是杜威的信徒,他的信仰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什么是实用主义?胡适把它总结概括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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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去利用环境的事务,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22】这是一种注重实用与实效、崇尚实行与经验的价值观,体现了轻虚文、尚实用、重进步的现代美国
精神。
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儒家的实学传统有一种本能的契合和相通。因此,胡适这个从小就深受“经世致用”熏陶的儒生,在美国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尤如他乡遇故知。他敏锐地抓住杜威实用主义的精髓,并试图用它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胡适对“pragmatism”这个词的翻译使用是很讲究的。一般说来,在讲到“经世致用”——目的和价值时,大多使用“实用主义”;在讲到“穷理格物”——行为和方法时,大多使用“实验主义”。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立场和价值趋向,促使胡适黜玄想,务实际,主张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胡适把它高度概括为十字真经——“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清代思想史特别感兴趣,除费经虞、费密父子外、他还对戴震、颜元、顾炎武、吴敬梓、程廷祚等人的思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写有《清代思想史(草稿)》《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著作。因为他认为“清代思想确然和宋代或明代的思想大不相同,确有他特异的性质。‛【23】这种特异性质,就是胡适感受到的科学和理性的精神。他高度赞扬和肯定明清之际的几位实学派大师,认定他们真正继承了孔子儒学的“真精神”,而“五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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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600)来的理学,只落得一边是支离破粹的迂腐,一边是模糊空虚的玄谈。……五百年的玄坛说理,不能挽救政治的腐败,盗贼的横行,外族的侵略。”【24】由此可以清楚看到,胡适是带着浓厚的中国儒家实用主义情结来接受西方实用主义学说的。他提出的新文化建设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实际上与明清以来的“实学救世”一脉相承。在学术上,胡适把中国哲学史二分为 “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坚定地认为“玄学”是释道的传统,“实学”是孔孟儒家的传统。从而扬经学抑哲学,崇实学反玄学,一方面用中国儒家的实学精神诠释杜威;另一方面又用“实验主义方法”整理国故。由此也招来非议,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就指责胡适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哲学。因为胡适治学确实不大谈纯哲学问题,而关注的重点仅是“方法”,目的是输入西方学理,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胡适对《弘道书》的评介中,可以看出他用西方实用主义阐释中国明清实学思潮,把儒家实学精神与西方实用主义方法巧妙融合的鲜明特色。
第一,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立场。胡适反复强调,提醒人们注意费密的这段自叙:“密少逢乱离,屡受饥谨,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参差,则弱之肉,强之食;此时‚心在腔子里‛,‚即物穷理‛,‚致良知‛,有何补于救世?此古经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25】他指出,这一段自叙可以使我们看出时势与学说的关系。清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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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以群趋于“反理学”的运动,也正是因为静坐致良知等等空谈,禁不起李自成张献忠一班人的实验。费氏父子从离乱饥馑里体验出“道在于政治”的一个道理,因而说“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
第二,主张从事实上求得的真知。在对费密学说的介绍中,胡适指出:“费氏家学所谓‘道’,以‘实事,中庸’为主,……他们认定‘道通诸四民’‘见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的儒家之道,故他们注重事功,政治,制度。”【26】胡适认为,此意很像荀子主张的 “道”。但费氏父子的这种主张却不是因袭前人,而是从痛苦患难之中体验出来的结论。胡适认为,费密的《 道脉谱论》是一篇儒学史论,叙七十子之后经学传授的系统,表示儒学传授并不曾中断,并不是宋儒说的“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这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宋儒道统论的虚妄。
第三,肯定大胆的怀疑精神。费密说:“天道远而难知,论之易生纷恶,故圣人不言。人道实而可见,所以通伦常而错礼仪,故圣人重之。”【27】胡适评价说:“这是一种存疑主义的论调。他们因为要推开那宋儒的玄学,故轻轻地用‘天道远而难知’一句话,把宋儒的宇宙玄学放在存而不论的地位。放开那远而难知的,且来研究那实而易见的;这是实用主义的存疑主义。”【28】胡适指出,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义的态度,要使人离开神学与玄学的圈套,来做科学的功夫。费密父子的存疑主义也只是要大家离开那太极先天的圈子,来做实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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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忠恕平允的论人态度。胡适认为:“费氏父子经历过无数痛苦的经验,深知人情世,故他们议论人物,往往能持一种忠恕平允的态度。”【29】什么是忠恕平允的态度?胡适解释说,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那种武断的论调,在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男女。费氏把生命,妻子,产业等等,和义理看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教人不可单拿一种‚义理‛来评判人,这就是平允忠厚的态度。”【30】胡适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宋儒以来,士大夫自居穷理,其实只是执着一些迂腐的意见,他们拿这些意见来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强凑合他们的死板法式。他们自己迷信‘无欲’为理想境界,所以他们上论古人,下论小老百姓,也期望他们无私无欲。他们抱着成见,遂不肯体谅人们的境地,一律苛求,吹毛求疵,削足就履。所以自程颢朱熹以后,学者心眼里只认得几个本来就没有的圣人,其余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们的教主孔丘先生当日本是一个很平和圆通的人。‛【31】此段言论,可以说是对“理学杀人” 最精彩的批判,在学贯中西的胡适博士那里,批判的武器就是明清实学精神与西方人道主义的巧妙融合。
如果把梁启超和胡适对费密的评价加以比较,就可以理解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所站的思想高度。梁启超认为:“燕峰于破坏方面,不能如习斋之彻底,于建设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健实,又没弟子以张其军,遗书亦湮晦罕传,所以这样精悍的思想家,三百年来几乎没人知道。”【32】但胡适却把费密作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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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先驱予以介绍,这恐怕不仅仅是兴趣所然,更是学术眼光。面对社会转型,新旧思想尖锐激烈的冲突,胡适清楚地意识到“所有的价值都已被推倒,整个民族正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33】此时此刻,胡适觉得有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新的整理。他对清代思想有关材料的搜集和评价,都是以科学和理性为中心的,与梁启超从世界文化交汇、经济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清代学术发展动因是不同的。胡适从清初实学中发现了中国人文理性传统,从清代汉学(考据学)中发现了科学方法。他的努力,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现代学术的新机运,其目的“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对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重新改写。
注 释
【1】〔清〕张邦伸.锦里新编(卷5) [M].成都:巴蜀书社,1984: 308.
【2】【3】〔清〕费密.弘道书·序.刘锋晋点校[M].成都市政协新都区文史资料编辑文员会编印.2007
【4】【5】〔清〕费密.弘道书卷上·典统论(刘锋晋点校) [M]. 成都市政协新都区文史资料编辑文员会编印.2007
【6】(清〕费密.弘道书卷上·天子统道表.刘锋晋点校[M]. 【7】【8】【9】〔清〕费密.弘道书卷中·吾道述.刘锋晋点校 [M]. 成都市政协新都区文史资料编辑文员会编印.2007
【10】【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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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78.182
【11】〔清〕费密.弘道书卷下·圣门定旨两变序记.刘锋晋点校[M]. 成都市政协新都区文史资料编辑文员会编印.2007 【12】【13】【14】【15】胡适.记费密的学说·读费氏《弘道书》的笔记.胡适全集第7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458.460.461.462
【16】【17】【18】【10】【20】【21】【26】【28】【29】【30】【31】胡适.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胡适文存二集卷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9:75.116.123.120.117.138. 102.120.126.
【22】胡适.谈谈实证主义.胡适精品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7
【23】【33】 胡适.清代思想史(草稿).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7集 [M].合肥:黄山书社,1994:36.38.
【24】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卷二[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15
【25】〔清〕费密.弘道书卷上·文武臣表.刘锋晋点校[M]. 成都市政协新都区文史资料编辑文员会编印.2007
【27】〔清〕费密.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刘锋晋点校[M]. 成都市政协新都区文史资料编辑文员会编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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