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人日本教育改革

摘要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日本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至今历时了约六十年的时间，是继明治维新时期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后的又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教育改革。此次教育改革，培养了一大批适应技术革新需要的熟练劳动力和中、高级科技人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关键词 战后 日本 教育改革 教育体制

日本是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论面积，仅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论资源，十分匮乏；其可居住面积上的人口密度已居世界首位，地狭人稠，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再加上一小撮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所挑起的战祸，把日本推向了灾难性的深渊。由于战争，使日本45%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死伤546万人左右，许多大城市几乎化为灰烬，工业设备的1/3被破坏，经济陷入了瘫痪的境地。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如此。正如《日本人》一书的作者埃德温.赖肖尔所说：“被烧光的不仅仅是城市，人民的心也被烧光了。”[1]用“武士道精神”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解体了，日本国民的思想陷于极度混乱之中，本来谨小慎微、奉公守法的日本国民，现在却惯于违法乱纪，犯罪、流氓、扒窃、凶杀、自杀„„不一而足。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举国一致，奋发图强，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扭转了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此基础上又实现了现代化，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强国。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人们在议论、在探讨，这样一个资源贫乏、人多地狭、千疮百孔的战败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惊人的经济奇迹呢？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日本教育的普及和发达，是日本长期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正如原日本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所说的那样：“明治至今，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为世界所注视，造成次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与发达。”[2]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也说：“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必须造就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这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保证。”[3]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世界万物中，人的因素第一。而在人的因素中，具有高质量的人的因素尤为重要。有了高质量的人的因素，就可以弥补一切不足，而赢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种高质量的人的因素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重视教育改革，狠抓教育改革和人力的开发，才能如愿以偿的。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正是遵循这一规律。在提高人的能力上狠下工夫，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主宰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的人。他们凭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根据日本的国情，扬长避短，随机应变，硬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面临毁灭的日本经济，起死回生般地重新振兴了起来。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的确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和酝酿，对偏离了民主主义的军国主义教育开始了改革。1947年3月31日同时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就是日本此次教育改革的重要标志。此次教育改革，在日本教育史上被称为第二次教育改革，其主要内容有：

一、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学历水平

1946年3月5日，美国占领当局派遣教育代表团到日本，和日本有关人员会谈了约一个月以后，于3月31日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提出了报告书。报告书对日本教育提出了全面的改革建议。1947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教育基本法》。该法案规定日本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完美的人格，尊重个人的价值，培养富有自主精神的国家与社会的建设者”；教育方针是：

“努力实现教育目的，尊重学术自由，培养进取精神，互敬合作，为创造和发展文化作出贡献”；此外，还规定了国民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男女同校，并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宗教教育、教育行政诸方面作了规定。[4]《教育基本法》的颁布与实施，对战后教育民主改革的全面展开及确立民主化教育体制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后，为了实施该法案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如《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文部省设置法》等，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法规，确立了现代教育体制。 战后日本采用六三.三四学制（小学六年和初中三年的九年为义务教育，一般叫做六三制。再加上高中三年和大学四年，总称为六三.三四制），教育投资重点放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上，同时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如1971年到1980年的国民教育经费按中央教育审议会估计约为720亿日元。其中：学前教育占4.6%，义务教育占53.7%，高中占16.1%，高等教育占25.6%。[5]这种经费构成，即可保证全体国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及，又能保证通过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急需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

战后日本教育经费逐年增加，如195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82.8%，教育经费增加68.7%。而1960-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5倍，教育经费增加了3.7倍，增幅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到1976年，日本的小学、初中已实现普及义务教育；高中入学率为93%。学校教育的普及，带来了国民学历水平的变化，在25-64岁的国民中，受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数逐年上升，其比例在1970年已占43%。[6]所以可以这样说，在战后高度普及的学制下，日本很快地进入了一个“高度教育化的社会”的时代。

二、改革理工科教育，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仍然是重法文轻理工科，如1957年日本理工科毕业生占全体大学生的比率为26%，美国占5%，而苏联则占75%。[7]但在战后经济复兴和国际竞争中，企业界急需能够操作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于是，日本政府于1953年8月8日，公布了《理科教育振兴法》。要求“通过理科教育在传授科学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培养具有创造能力、能够合理安排日常生活、并能为我国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国民，谋求理科教育的振兴。”[8]强调从小学到大学有计划地培养科技人才。 日本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增加理工科招生计划。1957年，日本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预测，决定自1957年起实施增招理工科生800人的教育计划；1961年，文部省又制定了自1961年起，在7至9年内增招理工科学生1.6万名的计划，但遭到经团联、日经联的不满，他们要求制定更大规模的增招计划。于是，文部省将增招计划扩大为每年增招2万人。

其次，专业结构的调整。

（1）增设与重化学工业相关的专业，1960-1970年，全国各院校相继增设了机械、电气、建筑，应用化学和应用物理专业。各专业的数量分别增加了118.9%、214.6%、225.4%、73.6%和125%。[9]

（2）增加与知识密集型工业有关的专业。70年代以后，日本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为适应这一形势，理工科又创建了一批新专业。

（3）更新专业内容。由于科技进步迅速，知识更新加快。即使最新学科，几年之后也可能变得陈旧。于是，日本侧重讲授基础理论、基本内容和应用技术的方法论，力求反映新技术、新知识，培养实际能力。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成为各专业必修的基础课。

三、确立产学合作的教育体制

产学合作，一般是指学校与产业界在教育科研活动方面的合作。该体制起源于美国，是1906年新西纳特大学技术系的27名学生与几家大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开始的。具体的实施办法有：大学生自入学起授业半年左右，便将企业的实际训练和大学的教学以两个月左右为期交替进行，到毕业前半年集中在大学授课，最后完成毕业设计。日本自1955年经济调整增长以来，便积极倡导建立合理化审议会提出《关于产学合作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建议在国内推行产学合作教育制度。1960年末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指出：“对教育训练来说，今后至为重要的是推进产学合作。”[10]这一计划标志着产学合作教育制度的最后确立，并加速普遍推行。

通过以上对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战后的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他们把教育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而赋予教育应有的社会地位，采用多种措施激励各大教育工作者励精图治，献身于教育事业，使全体国民以学为荣，以受教育而自豪。在日本，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员都是倍受尊重的，而最漂亮、最清净、最幽雅的环境和建筑，往往就是学校。在古代，日本曾长期取法中国，近代日本又取法欧美的先进经验。正是由于日本善于模仿、引进和再创造，通过教育，灵活巧妙得变各种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在战败之后，不仅使濒临灭亡的日本起死回生，并且挤身强国之列，可见教育确实为兴国立业之本。但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照搬美国模式，所引发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也发人深思，所引起的社会普遍贫困和道德沦丧，在现今教育领域仍随处可见，日本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对于传统的分析、清理、扬弃，使传统与现代化恰当而良好的结合起来，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整和过程。同样，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如何面对机遇，寻找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点，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课题。借鉴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切实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视教育为兴国立业之本，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定会以更加光辉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炎黄子孙们也一定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注释：

[1][美国]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2][日]：《日本经济发展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序言。 [3]《战后日本人力开发与教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版，第94页。

[4][8]国家教委情报研究室编：《日本教育法规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38页。

[5][日本]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6]梁义忠：《战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7][8][10]张健 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429，431-432页。

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